朱丽娅·史密斯|冯象译|从混沌到启蒙：欧洲龙启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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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命人在皇宫门廊前醒目处竖起一幅巨像。画上方，他头罩一个普救众生的记号［即十字架］，下方就是那人类顽敌，那肆无忌惮妄图败坏我主教会的万恶魔王——如今它现出了戾龙本相，一头栽下毁灭的深渊。因为先知曾在神圣的预言里将它描绘作戾龙或古蛇，皇帝便这样，叫百姓看到一条龙的形象踩在他和儿子们脚下，被长矛戳穿了，扔进大海深处。（《康士坦丁传》3.3）
康士坦丁
本文旨在勾勒一个大纲，谈谈欧洲人心目中的龙，从它第一次被文字记载，到它消亡于十八世纪上半叶启蒙运动带来的科学昌明。但是，我们的探讨不必局限于阐述龙的宗教象征意义，或描摹这头传说中的怪物。龙在欧洲传统里的兴衰，为我们了解诸如善恶观、对神意的本质同运动的信念，以及关于未知世界的看法等，提供了一把钥匙。自公元前三千纪至公元后二千纪，考察龙的意义的演化，又可以指出西方思维模式一些根本性的转向，作为欧洲人诠解物质世界的一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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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在许多古代近东宗教的宇宙论里，地位举足轻重。一如古代文明的通例，近东神话的创世说也离不开神或英雄与龙或海怪的搏斗。这头巨无霸，象征的是原始的混乱，兼指黑暗、洪水、风暴、灾荒、地震、战火等毁灭性因素。开天辟地，就是结束宇宙的混沌，而那屠龙的，即造物主。屠龙的同时往往要救一少女，或者剪除了雄龙，还得击败雌龙。这样，创世跟生命的繁衍相关，众神有各自的谱系。此类神话哺育了诸多民族的宗教信仰，形成庄严的仪式，并在祭典、新年和节庆时隆重表演（Merkelbach, cols. 226-50; Fontenrose, chaps. 7-10）。
这神话最早的记载，见于公元前三千纪初的苏美尔泥板。后起的巴比伦文明，则保存了更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主角的形象。据《巴比伦创世记》，大神Marduk打败了雌海怪Tiamat，并其帮凶毒蛇、狮子和风魔。大神杀了海怪，将她的喽啰关进冥府，又拿海怪的肋骨造苍穹和大地，用她儿子兼配偶Kingu的血［拌黏土］抟出人类。然后，在Esagil盖大神庙，宴请诸神。每逢新年，巴比伦的统治者都要演出大神的胜利和创世伟绩，在自比屠龙神的同时，宣示国王的主权：每一次战胜外敌，也就等同于Marduk击毙Tiamat，正好套用《巴比伦创世记》的叙事与修辞。
雌海怪Tiamat
这神话的变体，许多古代近东语言（阿卡德、亚述、赫提、迦南、胡利等）都有记载。混沌之龙因而有了千姿百态的造像。大英博物馆藏有一个圆筒石印，雕了一条身躯细长、蛇精似的Tiamat：有前爪而无后足，头颈自肩膀昂起，生角，大眼，全身用交叉刀法刻出鳞片。另一则巴比伦神话，讲海龙Labbu之死，说它动辄侵害平原城镇，体长五六十biru（约325-390哩），身高一biru（约6-7哩）。同一神话的尼尼微变体，将风雨神Zu描写为飞翔的鸟龙。而在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座浮雕上，Zu是一头鳞背鸟足的怪物，肩部长出带羽的双翅和狮子般的利爪；头是竖着两只狗耳朵的混合体，尾巴像一截羽毛桩子，阳物特大。最奇特的大概要算火龙Mushussu了，它是Tiamat的帮凶之一。巴比伦的Ishtar（爱神/生育神）城门上的浮雕（公元前六世纪初，现藏柏林国家博物馆），用鲜艳的蓝黄两色彩砖塑造了这匹怪兽：后足像鹰，前爪似狮；全身被鳞，细颈，蛇头，长角，舌分叉，熠熠发光；鞭子样的尾巴尖上，一对蝎子的毒刺（Mode, p. 121）。所有这些形象，不外乎一个主题：龙，汇集了已知最具毁灭性、最可畏的动物特征，是暴力、恐怖和死亡的化身。
然而，不管怪物取什么形状，神话的核心，总是造物主挫败黑暗，秩序战胜混沌，在埃及一如在波斯、希腊。埃及的隼头天神Horus杀恶龙Seth［掌南方荒漠，图作兽首人躯，兽形若野驴、鬣狗］，公元前二千纪已见记载，绵延十多个世纪仍富于政治和宗教感召力。公元前217年，托勒密四世将他对塞琉古王朝安条克三世的胜利，比作Horus大败Seth。托勒密王朝庆祝新年，曾在孟菲斯神庙演出雷轰古龙，而隼头天神的形象就出现在国王加冕礼上。亚历山大港的建城神话，也包含了一个屠龙故事。
无数证据表明，龙是古代近东宗教将不受支配的毁坏力（大海、强敌等）神化，所取的主要形式。君主征服敌国，生命战胜死亡，自古就是政治和宗教表达的核心。康士坦丁皇帝起用的凯旋意象，其实是一个已有数千年历史的传统象征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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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康士坦丁画像所依托的，还有一层源自犹太/基督教的解释。古代近东的创世神话，以色列的创世说与众不同。《创世记》里，上帝造天地之先，并无［诸神］争战。然而以色列还是受到外族宗教的影响，乃至《圣经》的一些篇章保留了被扬弃了的神话的残余。上帝教训约伯，宣讲海龙Leviathan那一段，就令人想起那些神话。实际上，Leviathan正是乌迦利特语《巴力神之歌》所描写的Lotan［巴力，Baal，是迦南人崇拜的雷神兼生育神，以色列人定居巴勒斯坦以后，成为耶和华的死敌，士2:11-14］。耶和华亲手抟造的海龙，却是一个无敌的兽王（伯41:6-18, 23-26）［作者引英文钦定本，拙译据传统本原文。下同。海龙，liwyathan，希伯来文词根本义“蜷曲”，指原始混沌之怪。希腊文七十士本作：drakon，龙，遂为拉丁语和现代西语译本沿用。另作鲸、鳄、巨蟒等］：
谁敢撬开他面孔的巨门，排排利齿，多么恐怖！
他脊背像是覆着盾牌，一面面用石印封起
鳞甲咬合，紧密无间，连气也不得透入；
片片相扣，胶结一体，了无一丝缝隙。
他一个喷嚏白光四射，张开双目，如黎明的眼帘。
他嘴里吐出支支火炬，冷不防火星乱迸！
他鼻孔冒烟，好似大锅，架在火上沸腾；
他呼气可点燃煤炭，火舌伸出血盆。
他勇力蓄于颈脖：前行，有“恐惧”跳舞，
站起，则神灵战栗；击碎浪涛，看他们畏缩一团！
他颈脖一层层垂皮，仿佛铸就，不会摇晃；
他的心，硬若岩石，如磨盘座，又硬又沉。
刀剑砍不进，长矛刺不穿……
他搅动深渊如拌沸鼎，大海翻滚，若香膏入锅；
他游过之路，粼粼波光，仿佛深渊露出了缕缕银发。
啊，生来无所惧，天下无双——
他一切傲物皆可藐视；百兽之骄子奉他为王！
Leviathan
要降伏这头海怪，当然只能靠上帝。但在先知以赛亚的末日预言里，杀它则要等到救主降临我们的世界（赛26:21-27:1，参较诗74:13-14）：
因为看哪，耶和华一出居处
便要追究世人的咎责，
而大地必显露［无辜］的血
不再掩藏遇害的人。
那一天，耶和华必挥起他的巨剑
无情地严惩海龙，
那逃窜的虬蛇，海龙
那蜿蜒的长虫——
必击杀那头大洋之怪。
Leviathan的毁灭
这屠龙主题在《圣经》中重复多次，有时还特别强调上帝脚踩顽敌的意象（诗91:13）：
而你将脚踩狮子和蝰蛇
小狮大蟒通通踏倒。
对以色列的先知来说，这意象既是末日预言，也是政治寓言。例如，耶利米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比作海怪（tannin）；以西结把埃及法老描绘成“潜伏在河里的大鳄”（tannin，耶51:34，结29:3）。就这样，众先知拿巴比伦人跟埃及人贬抑仇敌的比喻，回敬了巴比伦和埃及。
所以，希伯来《圣经》用龙比喻造物主的对手、以色列的外敌，正是古代近东通行的政治语汇。与之相关的另一［后圣经］母题，则被后来的基督教继承了：蛇成了恶的化身，引诱乐园里的夏娃（创3:1-15）。或因龙的模样如大蛇，伊甸园的那条蛇，就很容易为龙传统吸收。中世纪的许多亚当夏娃受惑图，都把蛇画作了龙（Palli, cols. 516-24; Debidour, pp. 292-3, 314-7）。
于是，龙作为大恶（即魔鬼）的象征，进入了基督教传统。但这一主题没有出现于福音书和圣保罗书信，而是在《新约》末尾，由《启示录》的作者所阐发。那儿，取自犹太末日预言传统的神与龙之争，占据了异象的中心。《启示录》的龙有七个头（巴比伦神话也有七首龙），与《诗篇》所述，上帝击毙的多头海龙遥相呼应（诗74:13-14）：
是你，运大力分开汪洋
大水之上，打碎怪物的脑袋；
是你，砸扁海龙的头颅
将它喂了荒漠野兽。
异象中，这条撒旦之龙的对头，则是圣母玛丽亚（启12:1-9）［此为教会的传统解释；作者引钦定本，拙译据汇校本原文］：
天上忽显出一大异兆：一位妇人，身披太阳，脚踩月亮，头戴十二颗星星为冠。她怀了胎，正在生产，因分娩的阵痛而喊叫。接着，天上又显一异兆：看哪，一条火红的大戾龙！长了七首十角，头戴七顶王冠。它长尾一扫，揽了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掷落在地。那戾龙站到分娩的妇人跟前，等着诞下孩儿，他好吞吃。而产下的是一男婴，就是来日必以铁杖放牧万族的。倏地这孩儿被提至上帝身边，宝座之上，那妇人却逃进了荒野；那里有上帝给她备好的一个去处，可以供养她，一千二百六十日之久。
于是，大战爆发于重霄，米迦勒率众天使进攻戾龙。那戾龙也纠集自家使者反击，但终于不敌，天上没了他们容身之地。结果大戾龙摔了下来，那条古蛇，又名恶魔、撒旦，那全世界的诱骗者——他被摔在尘埃，带着自家使者一道摔下。
圣母玛利亚
此外，《启示录》的作者还说，他望见天使捉住龙形的恶魔，将它抛下无底深渊，至千年期满，才会释放片时（启20:1-3）。这段描写，情节也类同埃及、希腊的屠龙神话（Merkelbach, cols. 238-9）。于是过去、未来呈现于当下，重演了一趟那个古老的故事：创世神与混沌之战。
※
康士坦丁脚踏恶龙的胜利形象，源出于此。皇帝父子一如米迦勒天使长，战胜了异教敌人，在基督的十字架之下，将败龙打落尘埃。十字架击败戾龙，遂成了拜占庭艺术流行的主题。文学上的礼赞，则有四世纪诗人普鲁旦提乌（Aurelius Prudentius）的精彩总结：［罗马］士兵“丢开了战旗，去依附十字架；替代他们肩上从前迎风招展的龙旗的，是那因基督而名扬天下、降伏戾龙的木十字架”（Peristephanon, 1.35-6）。
经过犹太/基督教这一路的改造，龙不再是古代近东宗教里创世之先宇宙大战中的一员；它担起了基督教的末日预言，象征着恶，即人祖最初的堕落之恶——直至基督上十字架受难，恶龙才不得猖獗。
进入中世纪，龙就成了大恶或魔鬼的化身、异端邪说的代表。不过偶尔，它也有模棱两可之处，因为人们往往分不清龙、蛇。虽说恶魔曾化作蛇，引诱夏娃，但上帝惩罚违命的以色列人，让他们遭火蛇叮咬，救命的仍是一条铜蛇：摩西遵旨，将铜蛇悬上了旗杆（民21:6-9）。圣约翰在福音书里解释说，这铜蛇是基督上十字架受难的预象（约3:14-15）。类似的故事，使蛇在中世纪变得具有多重含义，龙的象征也日趋复杂。
摩西悬挂铜蛇
随着基督教的扩张，先在罗马帝国境内，然后又深入“蛮族”部落，基督教教义便碰上了各地的异教信仰和礼拜仪式，并开始互相影响。异教龙于是通过多种途径为基督教传统所同化。途径之一是文学，如希腊神话里的龙或蛇，很早就文学化了，失去了宗教含义。五世纪初，异教作家马可罗布（Macrobius Theodosius）作《农神节》，炫耀他渊博的历史知识，称龙是希腊医神（Aesculapius）和罗马健康女神（Salus）之象征：龙每蜕一次皮，就更新一回力量，如同太阳月亮，长生不老（Saturnalia, 1.20）。《农神节》在中世纪早期颇风行，僧侣抄写阅读此类文学作品，便熟悉了传统知识。
日耳曼人的宗教，则有自己一套龙传统和象征。龙在日耳曼文化中可代表海洋的毁坏力。九、十世纪间威震整个西欧海岸的北欧海盗（Vikings），喜欢在船首雕一个面目狰狞的龙头。他们的雷神（Thor）的致命对手，是躺在人世底下，环绕大地的猊龙。待到末日来临，它将卷起滔天巨浪，人神俱毁（Davidson, pp. 89, 138-9）。相传，龙是墓穴及埋在里面的宝藏的看守。早期俗语最著名的史诗《贝奥武甫》的英雄，就是为屠龙而牺牲的。贝奥武甫的扈从们在英雄的尸身旁找到了被斩杀的怪物（Beowulf, ll. 3038-46）：
他们先已看见那头奇形怪状的东西
凶顽的大蛇，躺在对面地上。
这火龙一身吓人的斑斓铠甲
全被烈火烧黑了；伸展开去
足足有五十英尺长。从前
它曾经恣意游行黑夜的天空，
时而掉头降落，找寻它的巢穴。
现在它一动不动僵死在那里
再也不能够享用它的地洞。
冯象译注：《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
史诗和传说，都不难从基督教的角度重新解释。十到十一世纪间，传教士进入斯堪的纳维亚，许多沙迦（sagas）便落了这个命运。例如，屠龙英雄西古德（Sigurd）的故事，就很快被基督教化了，变成一场基督教英雄克服邪恶势力的战斗。英国沿海，当年北欧海盗的居住地，教堂里仍保存着基督或米迦勒天使长脚踏海盗式毒龙的雕像（Klingender, p. 137; Henderson）。
正因为龙被普遍当作邪恶、混乱的象征，教义才可能容纳这些个龙的传说，变原先的异教神话为诠解基督教普遍真理的名喻。
原载《九州学刊》2:4, 1988。此次刊发译文略有订正和润色，个别注文（脚注）并入了正文。方括号内是译注。
朱丽娅·史密斯（Julia M.H. Smith），时任美国三一学院历史学助理教授，现任牛津大学万灵学院中世纪史讲席教授。
【延伸阅读】
《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Beowulf），冯象译注，北京三联，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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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影响下，教父们发展了一套理解物质世界的程式，在之后的一千年间，左右了欧洲哲学。圣奥古斯丁（354-430）认为，上帝创造的世界充满了各样符号，只要解释得当，都能透露蕴蓄着的高一层的要义，指向宗教的真理。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圣书的比喻，破译有形世界和精神世界，或“新约”同“旧约”间的类比。神创的有形世界，是一复杂的象征系统，或达到宗教真理的手段；知识的一个用处，就是发现并解释两者的类比。他举蛇的几项正面价值为例，依次说明（De Doctrina Christiana, 2.24）：
圣奥古斯丁
《圣经》里但凡提到龙的地方，都能用类比诠释。加之《启示录》将龙等同于恶魔，更成全了一大便利。这种思维模式的典型，美因茨大主教拉巴努斯（Hrabanus Maurus，约780-856）可算一个。他曾按字母顺序编了一部《圣经》名喻指南（Allegoriae in Sacram Scripturam），其中“龙”的条目是这样开题的：“龙，即魔鬼，如《启示录》所言”接着，由圣书中别的表述推论，把龙定义为现世的阴谋、敌基督（Anti-christ）；复数的龙，则是魑魅魍魉、犹太人、异教徒。拉巴努斯还写了一部《宇宙论》（De Universo libri XXII），是古代知识和基督教神学的百科。他循罗马自然史家的旧例，将龙、蛇归于一类，解释说，龙就是魔鬼及其走卒、迫害教会者；并以《诗篇》74:13-14（见前文）作一范例，即采用圣奥古斯丁的解经法，取一段经文比附发挥，阐明宗教的真理：
《诗篇》的作者说：“是你，运大力分开汪洋，大水之上，打碎怪物的脑袋”。因为［上帝］分开了红海，命波涛退却，露出一条干路，穿越海底。“打碎怪物的脑袋”：这奇迹最好解释，渡海乃是圣洗礼之预象；［类比的］一边，是海怪的头，那秽物的灵［碎了］化为乌有；另一边，是洗礼盘，即濯净罪人被玷污了的灵。接着的一句，“是你，砸扁海龙的头颅”：这儿，“头颅”用的是复数，意谓各种精神上的恶；而“海龙”却是单数，喻指撒旦……它的头被“砸扁”了，扔出天外，因它的骄傲而不得保留它原本的光彩。
拉巴努斯（左）
精致的神学解释，对象是有教养的寺院僧侣，做他们研习《圣经》的辅导。简单的象征，如龙做恶魔的化身，则常见于大众阅读［或聆听］的圣徒传记。圣徒传里常有屠龙故事，象征圣徒与恶的搏斗。但如果圣徒是传教士，龙又可代表异教“迷信”。某些情况下，搏龙也隐喻圣徒内心为坚持信仰，抗拒色欲、尘世的学问或享乐等，而展开的斗争（Merkelbach, cols. 247-250; Le Goff, pp. 159-88）。
有一段圣徒传里对龙的素描，值得全文录下，因为从中不难体会到龙的形象可以刺激出多大的想象力（Wrmonoc, p.447）：
只见那大蛇并无腿爪，却靠一排排肋骨跟一层层鳞甲，对称地从头颈一直到小腹支撑起身躯，仿佛鳞甲就是爪，肋骨便是腿。它又不像虫，靠伸曲柔软的脊背朝前运动。这爬虫的走法十分奇特，它一左一右扭摆起来，让肋骨始终与脊椎相对；边走，边将鳞甲刺进土里，肋骨却直立在那儿。这么左右两侧轮番快速向前，登险坡如履平地，只留下两行肋骨的印子在地上。无论投枪刀剑都伤不着它。那可怕的鳞甲，如同一堵用盾牌连环锁起的斜墙，武器投去，铛一声便奇迹般弹在一旁，那大蛇的皮肉丝毫未损。它一路又咬又踩而来，甚至口喷毒气，伤害的人无计其数。这怪物听见有人接近，便兀地胀了脖子，掀开血盆大口，鼓起双目，闪出灼灼凶光，那只瘟神般的头，抬得比磨坊的风车还高，下身则盘作一团：整个身躯从脑袋到尾巴尖，总共一百二十英尺不止。
有趣的是，这幅活灵活现的龙肖像，并非全部出自作者的想象。事实上，这段文字主要取材于罗马晚期作家奥罗修（Paulus Orosius，约383-418?），只作了少许改动，以配合语境。这就为我们指出了中世纪另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尤其是说到龙传统），即希腊/罗马文化的传承。公元77年，老普林尼完成了他的三十七卷《自然史》。这是一部知识与传闻杂糅相间的百科，由作者从希腊典籍，特别是向亚里士多德收集荟萃，外加自己的观察研究而成。书中论及宇宙和地理，人与动植物，矿物、医药同建筑。后世学者如苏利弩（Gaius Julius Solinus，活跃于三世纪）和塞维尔主教以西多（Isidore of Seville，约560-636），都从中取材或编过简本。中世纪学者正是通过这些人的著作，了解古代的自然知识，包括龙的习性。那时候的人做学问，有一个如今难得的便利，就是可以放心增删古人、旁人的作品而不必注明出处。
老普林尼认为，龙（draco）是一种大蛇，跟一般的蛇有别，但无毒。他记载了龙的种种特异功效：龙头埋在门槛下，可以给家人带来好运；龙眼睛风干，做成油膏，跟蜜和匀了揉进皮肤，可以防止夜晚受鬼魅惊吓。他还讲述了龙和印度象之间永恒的争斗——龙卷住象腿，奋力扼杀大象，却被倒下的巨兽压死（Pliny, 8.11-12, 29.20）。苏利弩重复了这个故事，但解释说，龙因为性热，需要喝大象的“凉”血，所以才成了宿敌。他把龙的主要产地定在埃塞俄比亚，并对龙的性状添了一个说法：龙的威力主要在尾巴，不在牙齿（Solinus, 25.10, 30.15-16）。以西多则更进一步，称龙不但比蛇大，而且是世上最大的动物。它头上有冠，住洞穴，能飞；不仅在埃塞俄比亚，在印度也有分布。
以西多的Etymologiae
以西多是糅合《圣经》跟希腊/罗马典籍中有关龙、蛇的论述的第一人。他指出，蛇性最为机敏，因为《创世记》3:1说了：“蛇，是上帝所造的野兽中最聪明的。”（callidior，兼指狡猾；Etymologiae, 12.3-4）观念上，中世纪的龙是圣书名喻同古代自然史结合的产物；古典传统为阐发基督教伦理提供了素材。例如，奈坎（Alexander Neckham, 1157-1217）著百科全书《物性论》，上自三位一体，下至芸芸万物，为整个宇宙编织伦理注释。他也论及龙象之争，但补充一点：为躲避龙的圈套，母象从此就站在水中央生产。由此，引申出一个清晰的神学观点：人是为了跳出那“古蛇”或恶魔的埋伏，而接受洗礼的（De Naturis Rerum, chap. 145）。
也不是唯有龙和别的神怪，才够格作此发挥。中世纪家喻户晓的，有所谓动物寓言集（bestiary），无论真实的抑或想象中的动物，都可以做基督教伦理的例证。寓言集的文本，由于不断传抄而一代代变化，其影响许多世纪以来，波及社会各个阶层。但主旨永远是：上帝的目的彰显在世界的每一细节，动物和怪物的习性给我们提供了寻求救恩的线索。在寓言故事里，龙代表魔鬼，是确定无疑的（White, pp.165-7）：
Draco，龙，蛇中之巨，事实上也是世上最大的动物。希腊人称之为drakōn［大蛇，目光凶恶故。词根同动词drakein, derkesthai，扫视，或名词drakos，目］，所以拉丁语叫draco。龙爬出洞来，常举足腾云，令身体四周的空气发光。有冠，小嘴，窄喉，从中吐纳空气，伸出舌头。又，其力量不在牙齿而在尾巴，不靠刺击，而靠甩打，所以并无毒汁为害。它不需毒汁杀伤对手，是因为它可以缠杀任何动物，即使大象那么硕壮也不能幸免。龙埋伏在象游荡经过处，用尾巴圈住象腿，将象绞杀……而魔鬼，那条最大的爬虫，很像这龙。它从老巢飞将出来，空气也会放光。因为恶魔自下界升起时，会把自己变成光明天使的模样，用虚假的希望、荣耀、尘世的幸福迷惑笨人。据说，它也有冠，即王冠，因它是骄傲之王。它的魔力也不在牙齿而在尾巴，为的是诱骗那些失了警惕心，不由自主追随它的人。那魔王躲在人常走的路上——他们去天上的路，已经被自己的罪结成的那张网挡住了——也伺机欲将他们扼死。任何人叫罪恶缠上了，都是死路一条，只有下地狱的份。
这一段生动的写照，细节均出自以西多；作者依照《启示录》以龙喻恶魔的程式，把龙的每一个特征都译作了神学类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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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十三世纪希腊和阿拉伯科学在西欧的复兴，大大增加了人们对自然界的了解。但是，动物寓言供奉着的通俗龙传统，还畅行无阻，禁锢着人的思想。其时，消化吸收了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学者中间，只有一人用亚氏的眼光研究了龙，他就是阿尔伯图（Albertus Magnus）。阿尔伯图的巨著《动物论》作于1262至1280年间，其中第二十五卷论蛇，龙被视为蛇类一亚种。该书除了广征博引老普林尼、苏利弩、以西多等拉丁作家，还添上波斯和阿拉伯哲人如阿维先（Avicenna, 980-1037）、赛麦隆（Semeryon）的论述，并取了他们关于龙靠牙咬而非喷毒，致敌于死命的说法。龙有大小之别，从五到三十五腕尺（约7-45英尺）不等。凡是不可信的传说，他便用逻辑反驳。比如，龙会不会腾云驾雾？他指出，倘若龙是短胖身材或有可能，但大蛇细颈长尾，它怎样鼓翅，升上云端？凡此种种，都斥为无稽之谈，包括人看见龙翔夜空、口吐火焰的报道——他认为，那其实是一颗流星（De Animalibus, 25.27）。显然，他对神学观点不感兴趣。然而，阿尔伯图谨慎的怀疑主义，只在大学圈子里有所影响，进不了通俗文化。重要的是，他的著作表明，即使在中世纪，也没有一套人人接受而不存异议的关于龙的信条。博学的哲人和民间艺人共享一个由《圣经》、教父和古典文献融汇而成的大传统，但主观上，对于龙，他们又各有各的体会。尤其丰富多彩的，是视觉艺术中龙的形象；龙给了中世纪艺人一个发挥聪明才智和想象力的好机会。
阿尔伯图《动物论》
长期以来，蛇（无翅无腿的爬行动物）与龙的界限是不清的，模样和大小，传统上也没有定规。但是自十世纪起，普遍地，龙有了翅、角、须，以及猛兽的爪，姿态也变得格外凶恶。从此，这形象在西方艺术传统中扎了根。拜占庭帝国跟中、东欧信希腊东正教的各族，龙的造像则稍稍不同，突出了爬行动物的体征。表达上最具戏剧性的，大概要算《启示录》的七首戾龙：或是六只小头簇拥一个大头（如德国邦堡的“启示录”），或是七根脖子并排长在肩上（如法国安茹的十三世纪挂毯“启示录”）。也许，《启示录》的龙的最有名的形象，属于丢勒（Albrecht Dürer, 1471-1528）创作的一系列木版插图。每一片图版都绘制精巧，充满了传统的象征。在十五世纪，七首龙又是七宗罪的名喻（骄傲、吝啬、贪吃、忌妒、懒惰、好色、忿怒），七个脑袋各以其不同特征指其中一罪。丢勒的画，便是这一程式的典范。至于龙的身材盈缩，我们可以这样比较：小的一端，法国阿尔比大教堂有一座十三世纪的圣约翰塑像，描绘他从圣餐杯中驱除一只猫仔大小的龙；大的一端，龙的火焰熊熊的胃，常画作地狱，用来恐吓世人。
丢勒创作的七首龙
中世纪的龙，是上帝的宇宙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形态差异悬殊，其象征功能却始终如一。
然而，龙不仅是一个神学象征；人们相信龙的存在。直到十六世纪，编年史里还不乏人看见龙的记载。龙血，更是中世纪常见的药物，可以从朱砂中提取，据说这种矿石凝结了垂死的龙的鲜血。据称，龙血治肾结石和失明，疗效最佳（Hogarth, p.124）。另据奈坎记载，龙肉价高，生意兴旺，尤以埃塞俄比亚为甚。在那儿，赤日炎炎之下，龙肉是难得的消暑珍品（Neckham, chap. 147）。中世纪的龙，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繁殖起来的；养育它的，是《圣经》意象、古典遗产、民间传说和旅行家的故事，加上基督教的象征思维的通力合作。
人普遍相信世上有龙，这个不难理解。须知龙不过是栖息在中世纪的众多怪兽中的一员。鹰头狮身兽（griffins），半人半马的海妖塞壬（sirens），人鱼（mermaids），蛇怪（basilisks），独角神马（unicorns），诸如此类，绝不比龙来得稀少，且各有各的神学象征和人们熟悉的艺术形象。一如常见的鸟兽鱼虫，怪物在神创的秩序中也占着一席之地。
同样重要的，还有传说中的怪人。老普林尼［的读者］把希腊人笔下地中海以东遥远国度的各色畸形奇人，输送到中世纪来了。于是人们知道，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外面，生活着一种狗头人（cynocephali），而利比亚沙漠有“刑天”样的胸面人（blemmiae），非洲腹地有侏儒族（pygmies），印度则有独脚快人（sciopods）；后者躺在太阳底下，举起一条奇大无比的飞毛腿当阳伞。一俟旅行家带回那些民族的奇闻轶事，传教士便出发，去感化他们——他们存在于这神创世界的目的，得到了教会的认可。怪人同怪兽一样，可以帮助人们理解那超出已知世界的存在，将人对未知世界的恐惧戏剧化、拟人化了（Fried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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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在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和地理发现以前，对世界只有非常零碎、片面的知识，对其演变也极少理解：认知的起点，永远划在上帝创造的奇迹那边。如此氛围，怪物怪人［的存在］就不会比家禽家畜更令人费解。不管是龙，还是胸面人，其在神创论里的位置、目的、性质，一经确定，即可用来对付那个可怕的无法控制的未知世界，将它转译成人们熟悉的基督教世界观的语汇。由此可见，要对龙的存在发生疑问，须有一个条件，即诠释自然界的模型不再把全能的造物主作为认知的起点，不再依赖古典传统，把它当作理解自然现象的知识源泉。虽然对鸟兽的直接观察和如实描述，是中世纪后期艺术的一大特点，有关欧洲动植物的经验知识，也早有猎人、农夫、药剂师及别的实用行业的积累；然而，中世纪以大学为基地的经院派学说根深蒂固，就连伴随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而来的欧洲思想的大转向，也触动不了（Raven, chaps. 1-2）。毋宁说，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学者一头钻进了古典传统的故纸堆里，一心一意剔除中世纪的附会和误解。他们对观察自然界不感兴趣，只喜欢编订可信的版本（如老普林尼的《自然史》）和百科式的手册，收集考据古代作者的知识。这方面的佼佼者，是格士纳（Conrad Gesner, 1516-1565）和阿德罗万蒂（Ulysse Aldrovandi, 1522-1605）。格氏颇有影响的五卷《动物史》，出版于1551至1621年间，收录了古今作者描述的各种动物（还特意从中挑出一头两足龙，作插图）。阿氏著作等身，死后有两卷《龙蛇史》问世（参阅Thorndike, vol. 6, chap. 38）。上卷论蛇，就词源、形状、产地、象征、象形文字等一一考证；下卷用同样方式研究龙，滔滔不绝，一百多对开页的记述，都是他从通读了的古典作家跟《圣经》注释中钩沉所得。编者在书里附了插图，其中一幅，画的是1572年发生在波伦亚（Bologna）附近的“真实故事”：一匹两足龙被农民的大车撞到了。这龙的遗体，后来就保存在当地博物馆里。
《龙蛇史》插图
阿德罗万蒂代表了十六世纪欧洲人对知识积累和编纂的渴望。如同当时的一般自然史著作，他的书在方法论上，囿于古典文本的考证，完全缺失对直接观察的兴趣（参见Debus, chap. 2）。他又代表了那个时代的风气，热衷于奇迹、怪物和畸形。不过，这一切已经不再充当神意的符号，而是做了好奇心的研究对象。它们成了君王蒐集的珍稀，由学者录入史书或编进《怪物志》（如Lykosthenes）。在自然史领域，直到十八世纪，阿氏还被人当作权威引用。对顽固的传统自然观的挑战，并非来自文艺复兴时期学术的主流。
十六、十七世纪的地理发现，大大扩充了欧洲人关于远方大陆和动植物的知识。但人们对怪物和奇迹的传统迷信远未绝迹。旅行家仍沿用中世纪的思维模式，解释他们在美洲和西印度群岛的所见所闻，传说中的怪人就住在这片已知世界奇异的边陲。故而阿德罗万蒂相信，意大利航海家阿美利哥（Amerigo Vespucci）发现了史书上早有记载的怪人之一，食人番（anthropophagi；Aldrovandi, p. 359）。古人关于印度产龙的说法，也得到了证实。各种珍禽异兽同怪物的收集，一时蔚成风气，尤以严肃的科学家圈子为甚，包括1662年成立于伦敦的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见Thorndike, vol. 8, chap. 30）。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西方十七世纪对自然界的理解可以这么总结：“珍奇怪诞与正常、自然、科学之混合。”（同上，vol. 8, p. 13）
十七世纪科学革命对欧洲［思想］最深远而直接的影响，是伽利略开创的关于宇宙本质的数学与机械论模型；他的学说把直接观察和连贯的逻辑解释，置于首要地位。但是，由此而起的天文学和物理学的进步，没有立刻触动自然史的研究。在伽利略与教会的《圣经》创世说一刀两断之时，不少博物学家还在用老眼光看问题，把由新发明的望远镜带来的新发现，当作造物主的神圣目的之彰显。他们的著作仍在重复：越是了解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就越能领会神意的安排（Raven, chap. 18; Hankins, chap. 5）。
渐渐地，直接观察和连贯的逻辑解释才开始进入动植物研究。直到古典遗产残存的权威被最后推翻，严格的、祛除了怪人与龙的生物学——生物分类法才有可能创立。这里，没有相当于伽利略给物理学带来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而是慢慢地脱离植根于亚里士多德学说的旧分类法。新分类法的关键是“种”（species）这一概念。探索始于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先是植物研究，然后（十八世纪中叶）又拓展至动物研究。只有当“种”作为独立繁殖的类群被认知，所有生物用同一原则系统分类的方法，才成为可能（Hankins, chap. 5; Mayr, chap. 4）。
因此，十七世纪的博物学家尚未掌握使他能够质疑龙的存在的概念性工具。接踵而来的，是对直接观察的日益重视，及对《圣经》和古典作家权威的挑战与否定。人们认识到，动物一般只跟同类交配繁育，生命周期自有其内在规律。可是，要证明龙的不存在，却非易事。有一个人大胆尝试了，那就是邦多医生（Jean-Baptiste Panthot, 1640-1707）。他批判了老蛇像蚕变蛾子那样，成精化龙的传说，却驳不倒龙自成一种，即“龙生龙”的理论。末了，只好引述别人的游记，指出作者并没有在印度或埃及亲眼见到真龙。结论是，龙无非是撒谎、害怕、轻信的产儿（Traité, p. 30）：
以上例子说明，人们很容易道听途说，就把种种硕大而危险的野兽的行状，集中到龙身上，说它如何凶恶如何食人；其实根本没人见过，甚至寻找过龙。应该在此意义上理解《圣经》里多次提及的龙，因为经文从未给出任何具体环境，供我们判断，说那些龙跟我们现在听说的有一点点关系。
但是，邦多无法证明自己的论点。他不得不承认，假如真有人见过自然界的龙，则龙一定是由两种不同的动物，例如蛇跟蜥蜴，杂交而生。他的最后一记“杀手锏”，却是诉诸人性：如果有龙，那么人必然有办法捕获它，就像猎取狮子、大象，因为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人类追求荣誉和利润。
邦多代表了人们珍惜的传统信念跟理性常识间的冲突和混乱，这一十七世纪末自然史研究中的突出现象。他的论著清楚地表明，正是实践观察加上物种概念，促成了龙在欧洲思想中的衰亡。无巧不成书，给龙的最精彩的一击，轮到了伟大的瑞典植物学家，现代生物分类法的创始人林奈（Carl Linnaeus, 1707-1778）。1734年，德国汉堡一家商号声称购得一条七首龙，请林奈前去鉴定。林奈看后大为佩服——不过他佩服的是匠人们别具匠心，将不同种属动物的肢体缝补成“龙”的高超技艺。把戏戳穿之后，商人们曾威胁起诉，告林奈诽谤罪（Hogarth, p. 187）。
正是启蒙运动在科学上的进步，让人抛弃了龙。十八世纪的思想家不再需要龙来扮演毁坏力和恶的化身，也不用它象征未知世界。大写的“自然”和“理性”，取代上帝，成了解释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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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它出现在古代近东宗教的时候起，龙就跟诸如神意、罪恶、毁坏力这样的观念息息相关。作为创世神话及随之而来的宗教仪式的主角，龙又被犹太/基督教的末日论所吸收，代表恶的最终失败。在中世纪，龙和所有动物一样，充当了象征上帝的创世宏图与基督教教义的类比线索。而后，它又被文艺复兴时期的博物学家渐次降到珍禽异兽的水平，失去了崇高的神学意义。当现代科学对自然界的理解，在十七、十八世纪奠基之后，龙终于淡出了欧洲思想的格局。本文的探讨，是尝试把龙看作从神话、神学名喻，到现代实验科学兴起之时，各式世界观的一个范例。就思维方式而言，龙属于直觉与想象，不靠逻辑和观察。狄德罗在启蒙科学的丰碑，他的《百科全书》中总结了这一点，将龙定义为想象的产物，“传说中的动物”（animal fabuleux）。他认为，龙在不同时代指涉各种不同的奇异、罕见、可畏或巨大的动物，如巨蜥、鳄鱼等（Encyclopédie, vol. 5, p. 104, "dragon"）。这一解释本质上至今有效：古代和中世纪的龙，是非真实的神话动物，它代表了一切非科学而无序的事物。
《百科全书》
进入二十世纪，龙已经离开玄学而出没于小说、幻想和童话。它是不是还起着投射我们危险的毁坏力，或人的本性的作用呢（Bettelheim, pp. 75-6）？假如持这一观点的心理学家没有说错，那么，龙依然住在我们心里，正如它第一次出现在Tiamat和Marduk的时代。
一九八八年三月，原载《九州学刊》2:4, 1988。
朱丽娅·史密斯（Julia M.H. Smith），时任美国三一学院历史学助理教授，现任牛津大学万灵学院中世纪史讲席教授。
作者尾注：我要特别感谢Michael Lestz说服我写这篇文章。David Ganz鼓励探索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犄角旮旯，Gary Reger帮助解读Wrmonoc圣徒传的艰涩的拉丁语，谨此一并致谢。
译文略有订正和润色，个别注文（脚注）并入了正文。方括号内是译注。
【延伸阅读】
《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Beowulf），冯象译注，北京三联，1992。
Albertus Magnus, De Animalibus libri XXVI（H. Stadler ed., Beiträge zü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des Middelalters, vol. 16).
Aldrovandi, Ulysse, Serpentium et Draconum Historiae libri II (Bologna, 1640).
Augustine of Hippo, De Doctrina Christiana (Oxford Early Christian Texts,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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