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挚敌|胡淑雯

我对他并没有恨,还没有。仇恨守候在适当的距离之外,像个掠食者,埋伏在发臭的黑暗当中。

  挚敌 

  文/胡淑雯

  有一种记忆,像葡萄,冻在冰库里一年,两年,十年,或者二十年,直到这辈子第一次搬家,在准备清掉之前,才看清它的长相。

  这一粒粒硬得像肿瘤的东西,当初是怎么懒得清理(要知道,清洗葡萄是很耗时费力的:繁琐的表面积,动不动就破皮,像小孩子脆弱的自尊心),一段时间过后依然舍不得丢弃,储存了一阵又不太敢吃了……其实摆烂了也就丢了,偏偏摆不烂。又偏偏,不烂的东西比任何好东西或坏东西更难处理。于是不处理。

  不处理。

  直到搬家,不得不处理了。葡萄已经二十岁。

  你将它自冰库的内壁剥下,像剥下一块礁岩似的,无法界定这葡萄是活了二十年,还是死了二十年。

  葡萄没有发霉,就像故事还是故事一样。过了二十年,故事没有腐坏、变味,它甚至还是新鲜的。像一条封存在冰层的鱼,百年的冰水化去,它抖一抖背鳍,掀动了鳃盘,活生生游开了。

  故事自记忆的冻土爬出来,咳一咳,像一粒不死的葡萄,原汁原味,还能呼吸。

  故事完整无缺,我以为。故事因遗忘的坚决、回忆的静止,免于人为的涂改与破坏。我以为。就像童年收到的那些情书,一字不变,墨色不改。小学生恭恭敬敬的笔迹,幼稚兮兮地装大人。譬如这一封,张汉杰在放学时给我的:许清芬小姐,我在此正式向你求婚,你若不嫁给我,我就要去剃度当和尚。

  张汉杰小朋友的,爱的誓言(由于不了解语言的重量,误信了自己对语言的使用权,就像最不了解永恒的人,最敢于提起永恒),一字不变,墨色不改,埋在记忆的冰层,被回忆的温度化去。他当然没去剃头,他的头发一路茂长,直到头皮喊累的地步。

  上 在发出恶臭的黑暗中

  我还记得的,张汉杰早就忘了。他可能也不记得,在求婚信发布的隔天,下午第三节的体育课,他的母亲与姐姐被他请来鉴定,鉴定她们的儿子与弟弟看上的女孩,是不是一个漂亮的淑女。

  他姐姐眼睛细细的,剪了直线型的娃娃头,非常的亚洲,在美国学校念初中。一口昂贵的英语腔里装了牙套,矫正那怎么也看不出毛病的齿列。她翩翩走向我,橘色的裙尾被强风咬了一口,火焰般烧开来,她不遮不掩也不收紧步伐,照样明明艳艳地走到我面前,送了一只手表给我。

   我不敢收。整座操场上我们班与隔壁班的一百个同学都在看我。偏偏我好死不死,来自一个未经礼物文化雕琢的家庭,我们家不过生日不送礼物不讲好话,在拒绝礼物的时候也显得慌张无助,拖拖拉拉的缺乏决断,十足的小家子气。

  对我来说,父母兄姊那样宠爱一个小孩是不可思议的。一个小孩如此坦率天真地打开心事,也是不可想象的。一家人高高兴兴在餐桌上聊天、睡前亲亲脸颊互道晚安,则根本是作怪。就算要送东西,也是姐姐送我的旧衣服、妈妈犒赏的一包五香乖乖,怎么也不会是一份礼物,秘密般藏进漂亮的盒子里,随时准备跳出来惊吓你。当然也绝对不会是一只手表。--所谓手表,是我们用圆珠笔在皮肤上乱涂乱画的东西。

  这是我和张汉杰的差异,也是我跟那一班同学们的差异。他们是私立小学理所当然的消费者,我不是。假如这所学校是一套手工订制的进口西服,我就是代班女工(出于不够精准的品味)错缝上的一颗纽扣。

  巧的是我妈,她还真的在成衣厂工作呢。送我进私立小学,也出于她的坚持。她曾经在外交官家里帮佣,在别人的世界里窥见许多好东西、养出好品味、也养出不切实际的盼望。她坚信,假如她的女儿接受贵族教育,就有希望成为贵族,而成为贵族的条件是:迷倒贵少爷,嫁做贵妇人。所以她非常非常,看重我的外表。

  升小六的那个暑假,我的(假性)初经来了又走,我妈炖了四物要我喝下,我不肯,捏着鼻子让她追,直问这脏兮兮像毒水的东西喝了要干嘛。她回答了我,答的不是"为了调理身体为了健康" ,而是,"喝下去才会长得好、长得漂亮,"我妈说,"这样,男人才会爱你。"

  这是三十五岁的母亲,对十一岁女儿的关爱,也是一个女人对女童的忠告。

  这句话听起来有多么现实,就有多么浪漫:美貌,是女人摆脱旧阶级的最大本钱。

  所以我妈非常得意,当我在圣诞节收到四十几张卡片、二十几份礼物、十几封情书。尽管我家只拜土地公,根本不认识耶稣。

  我妈并未发现,她的女儿之所以备受瞩目,并非因为美丽,而是因为她和别人不太一样。那些酷爱竞争、把追求当争霸游戏的男孩们,仿佛在我身上捕捉到了什么,却无法解释那到底是什么。

  因为自觉跟别人不同,我的脸上经常挂着一种沉思的表情、自我怀疑的表情,害怕说错话,害怕被看穿。对自己的自卑心感到羞耻,眼光总是落在远方,落在嬉闹的人群之外。不爱说话,除非必要的话。于是竟有了深度。小学生不该有的深度。男孩们崇拜我。女孩们嫉妒我。我讨厌惹人注意却又觉得这样也好,正好让我宰制异性,报复同性。

  谁叫他们是这样一群讨人厌的、年幼的权势者,家里一个比一个有钱,而且那钱,不是任何一个现在还活着的人能赚来的,却靠着那钱换来权位,继续累积财富。全然符合权贵的定义。我被请进了五星饭店,替林圣宇过生日,十个受邀的同学当中,我是唯一的女生。吃的是buffet,那些奇怪的菜我一概不认得,只认得米粉、炒饭、还有布丁。

  另一次,庆祝苏学理得了作文比赛冠军,苏公馆叫了外烩办party(公馆?什么公馆?啊?许公馆?……我妈捂着话筒堵住来人的耳朵,大声喊道:许清芬!一定是找你的!)。进了苏公馆,一只骄傲的北京犬对着我吠,一边狂吠,短短的四肢边往后退,胆小得要命。浴室里,一块漂亮的香皂搁在浴缸的折边,新奇的桃红色,雕了华丽的外国字;我好奇摸一摸,闻了闻,偷偷抹了一点皂香,洗把脸。晚一点,一个女佣在我不经意的注视底下,自浴室走出来,手中握着那块香皂,去后阳台洗衣服。

  我该觉得羞辱吗?--同学放假去骑马,我骑林丽莺她家的三轮车(林丽莺住在我家后面,她妈在市场卖水果,用三轮车送货)。同学的爸妈在球场打高尔夫,我妈在家打小孩、在夜市打弹珠。

  我多想变成别人家的小孩呀,变成同学家的小孩。希望家里养的是贵宾狗,而不是老鼠和蟑螂。听英文唱片,而不是台语录音带。房间铺地毯,餐桌摆刀叉。去圆山饭店游泳,而不是在溪边泡水。爸爸当不成律师或教授,那么,就算是开一间文具店,也比在餐厅当泊车员要来得体面高尚。

  假如你来自我这种家庭,我们这种家庭,学会沉默,沉默,沉默才是家庭的生活之道。爸爸工作太累了,电视关掉,不要吵。爸爸的脚受了伤,夜里睡得浅,我想上厕所,却不敢拉开房间的门,深怕那老旧的门轨会发出干涩的呻吟,像一根发酸的骨头,吵醒父亲枯燥无梦的睡眠。

  安静,安静,不要发出声音。厨房里滑倒,自己爬起来就好。洗头洗到一半没了瓦斯,别乱叫,冷水淋一淋赶快擦干就好。就连我的每一次咳嗽都遭到监视--生病是犯错的行为,体力与金钱的双重浪费,理当遭到鄙视。--不必解释,不要吵,别在那里可是可是地装可怜,我爸说,外面的世界、讨生活的世界,有更严厉的沉默压在上头。

  我爸工作的那间餐厅,位在市中心的"名人巷"附近。招牌小小一块,自信地收敛在大理石墙面的凹槽里,仿佛不稀罕似的、不欢迎人,除非很有钱的人。

  有钱人不会知道我爸在这"趴"车并没有底薪,他们没有生存问题,于是从来不会了解别人是怎么生存的。他们之中做官的那几个,我同学的爸爸们,吃的用的都是政府的钱,并不习惯自己掏钱,这也就难怪他们,竟然把打包的剩菜拿来充当小费--这是什么意思!把你准备丢进垃圾桶的东西,拿来付停车管理费?本人是靠小费养家的,靠小费养家,你懂不懂啊!--我爸当然不会把心里的话说出来。靠小费养家的人,是不能发脾气的,不能讨价还价,甚至不能拒绝那些无礼的馈赠,只好不辞劳烦,把剩菜拎回家,度过另一个半锅鸡汤的夜晚。

  小男生对我纠缠不休的兴趣,不是同类对同类、名犬对名犬的兴趣,而是对异类的好奇:娇贵的宠物,对小土狗的盲目追恋。谭德睿把我的照片关进他的项链坠子,高志浩写了一首肉麻的诗,孙云鹏在走廊捡起我的发夹,追上来,我说谢谢,他说,"这是我的荣幸。"我惊异一个十一岁的小孩也可以给别人荣幸。他们爱的那个女孩根本根本,与我无关。

  也有那手法不太雅致的,譬如赖昭麟。家里开纸厂,钱是有的,但父亲学历不高,还不是贵族。总是在颁奖台下自言自语:奖状,奖状有什么了不起,回去叫我爸印一百张给我。他在我生日那天远远喊我一声,"喂!许清芬!"语气凶寒得像是跟我有仇,然后突击似的隔着半间教室,重重丢出一个东西,砸中我的鼻梁。是送给我的礼物,一只河马布偶。

  还有那实在不怎么有气质的,李明俊,继承了他爸那种小企业主的、务实的创造力,下课间胡乱拍了我几张照片,兜售给有兴趣的人。

  愈是蛮横失礼没气质的,愈像我的兄弟、我们那里的男孩。其中最没气质的那一个,叫做吕彦谊,住在我家隔壁巷(另一颗摆错位置的纽扣,但价格或许比我还高一点,因为他家是开药房的)。我最不愿理会的就是他,谁教他是我的同类。我也从不揭发,他用什么方法作弊偷了多少分数--你怎么能够闻到他房里的臭味?除非你离他很近很近--同类与同类最好别相靠近,否则就有相互出卖的危险。

  这群年幼的权势者当中,有一个王者,一个挺拔的美男子,考试总是第一。王子身边有个丫鬟,任劳任怨的一个矮小女生,总是被选做服务股长(她是半价的优惠生,校车司机的女儿,另一颗不安其位的纽扣,另一个我该回避的对象)。小丫鬟替王子跑腿,将我自放学的钟声里拔出来,抓到王子面前,说,"这就是许清芬。"

   俊美的王子看得我心脏都快停了,虽然他只看了我一眼。

  才一眼,就毫不迟疑地下了判决:"就这样?我看明明不怎么样嘛!"

  有品位,果然是见过世面的大少爷。

  他转过头,面向灿烂的黄昏,一声不吭,脸上仿佛镀了一层膜。而他的表情,就浮在那没有表情的薄膜之上。

  我对他并没有恨,还没有。仇恨守候在适当的距离之外,像个掠食者,埋伏在发臭的黑暗当中。

  五月份,梅雨把整座城市淋成了一盒湿饼干,第四个周末,总算冒出一个清脆的晴天,闲逸的人出门享用阳光,打工的人追赶工作进度。有钱的花钱,没钱的赚钱,餐厅外守着两个侍卫,厨房中翻炒着忙碌的香味,餐桌上警戒着干净到发亮的酒杯,部长一家来店里聚餐。没有薪水的泊车员,在餐厅外跟部长的司机聊天。

  部长一家用完晚餐,准备拿车回家啰!--老板站了起来,电话不敢出声,连地板上的花纹都绷得紧紧的。那一本正经、对名流不存偏见的泊车员,比部长的司机抢先一步,打开车门,微弯着腰,伸出右手,说一声部长慢走。

  泊车员说慢走的一刻,伸出了右手,他的手心并不向上,并不期待获得任何的奖赏,他只是想要握手,想要握手而已(部长先生,我并不在乎你那一身的财富、权势、地位,无一不是世袭而来,我并不在乎。我不会因为你的身世而看不起你,光是这一点,就已标示了我的教养和风度)。但是部长并不领情,在泊车员落空的手上投下了一个轻率的蔑视,连头都不点一下,只留下车门开闭的瞬间、一声坚固而充满价值感的,砰!

  泊车员要的只是握手。只是握手而已。

  但是部长不要。这只饱食终日的蝗虫,于周身架起高耸的围栏,守卫、净化他丰饶的贵族生活。他不出手,不出声,他不想弄脏自己的护栏。由于欠缺社会历练,把一双辛勤劳动的手,当作乞讨成性的无赖。而他的儿子,我们学校的王子,则眼睁睁目睹了这一切。

  我想象我的父亲(故事一经回忆的干扰,就无可避免要动用想象,来填写记忆的空白),想象他呆站着,站在一条狭窄的光线中。他亲身经历的、与他被教导相信的世界之间,只存在这么一小块豁亮的空间。

  天空奄奄一息,大雨又要下了。权势者懒得提供任何友善的手势。

  这理直气壮的蔑视,就是我爸告诉我的,比沉默更严厉的沉默。像一片久病不愈的皮肤,呼不出一口干净的空气。我父亲只能默守他寡言的习惯,把伸出的右手收回、收回、收回他所来自并且终将归属的、不可离越的那个空间。退回、退回、退回界限这边。

  此后我便暗自,将王子视作仇敌。锻炼我的眼神,眼白、眼珠、眼白与眼珠的比例,付出卑屈之人对卑屈之人的、卑屈的鄙视。但是,我该如何有效传达我的鄙视,像一个高明的球员那样,把球准确地传到对方手中?你如何惩罚报复一个、对你无动于衷的人呢?

  王子看不见我的鄙视,因为他根本就不看我。他对女孩的品味,就像任何精准的投资行为一样毫不浪费,只将注意力交给与他同类之人、同位同阶之人。我的鄙视像一个又一个被漏接的球,跟父亲伸出的右手一样,在等待中一再一再落空。等待太久,于是连等待也算不上了。

  复仇行动辗转反侧,流连退化,成了空想。我幻想与王子接吻的一刻,咬破他嘴唇并且捂着鼻子说,你的嘴巴好臭。--先有征服,才有宰制,先有暴力的施展,才有关系的扭转,可惜的是王子并不,并不回应我的幻想,独留我陷落在自己的角色当中,入戏很深,强扮勇敢好战的女儿,不畏低俗地记取仇恨,在发出恶臭的黑暗中匍匐,匍匐于孩子气的复仇行动。

  我幻想他捧着一份赤诚要我收下,却被我一手推翻得满地破碎。我排练、排练、排练推翻的手势,反复反复排练,却不会正式上场演出。因为男主角总是缺席。

  于是排练取代了演出,成为目的。像一颗自恋的星球,以其对自身的嘲弄不断内旋、内旋,自转于抑郁的愁绪当中。--除非,除非女主角提出邀请,请男主角入戏;除非我走上前去介绍自己:哈罗,你好,我是受过你父亲羞辱的那个、泊车员的女儿。

  (假如你不敢表明身分,不敢揭露自己,又要如何以复仇者的气势,强取对方的注意力?噢噢但是你说:我不想再重述那件事了,我只想把它藏起来,藏起它所有的声音、颜色、光线与气味--再高级的餐馆都免不了的,漂白水腐败的消毒味--把它藏入记忆的底层,埋进坟场或垃圾堆。把它藏进羞辱中,藏进一个不再对自己开启、也不再对别人开启的空间,就像一只老鼠躲在馊水里面。)

  然而仇恨最可悲的一点,在于,它不会因挫败而溃散。它只会转向,转向另一些可供报复的对象。

  班上来了一个奇怪的女生,而且她很不幸的,长得并不漂亮。在那张并不漂亮的脸上,抽搐着一种我们看不懂的表情,像在生气、发问,又像在抵抗什么。嘴巴毫无意外地总在意外的时刻,掉出几个重重的大字,仿佛骂人,却不知骂的是谁。像是智能障碍,又像是精神异常。她为大家提供的最新娱乐,就是嘲笑与模仿。

  我从不帮她解围,见到有人受欺负,我就感到一点安慰。奇怪的是她特别喜欢接近我,羞怯的手拉着我的衣袖,仿佛在说:请你保护我就像我愿意保护你一样。我不让她跟,跑得老远让她追不上,见她跑丢了鞋子,就幸灾乐祸地停下来观赏,观赏人的尊严像破鞋被踢打的景象,在这对自己一点好处也没有的灾难中,寻找乐趣。模仿他们,模仿我的同学,玩他们的游戏,说他们说的话,穿上他们的制服,套上他们的皮肤。

  把自己变成他们,让他们将我销毁,我就能得到安全。

  有时候,数学老师会选定一个乖巧的女生,代他执行惩罚。"这次月考,有十七个同学比上次退步五分,罚跑操场五圈,请许清芬同学带队监察。"正午的阳光抽打着受刑人的自尊,我站在树荫底下,面无表情,数着圈圈,控制速度,禁止抄取捷径,禁止缩减半径,禁止懒散的步行。"还有三圈,跑快一点",享受恨的乐趣。

  无端端嫉妒一个女生,觉得她象征了一切我所没有的东西。在帮导师登录考试成绩的时候,揉揉辛苦的眼睛,把她获得的九十八分,改成六十八分,再暗暗对自己感到羞耻。

  然而她是这样一个,温室里养出的一朵纯洁小花,轻易对我付出信任,开开心心问我:"王子说他宁愿喜欢我,也不喜欢尹筱容……这是什么意思?是喜欢我的意思吗?"我回答:"宁愿是什么意思?宁愿是勉强的意思。与其喜欢尹筱容,不如喜欢你,那应该就是两个都不喜欢的意思。"我当然不会说,宁愿这个词,很有可能,是一个骄傲的男孩,经过某种害羞的扭转而发出的,攻击性的告白。

  我恨我的同学。我恨他们。我恨她。这仇恨又豢养出比仇恨更低俗的情感,嫉妒,进而构成对自己的羞辱。

  我带着这份丑陋的恐惧,为自己的人格寻找庇护,发现嫉妒最好的庇护所就是喜欢,喜欢自己嫉妒的那个女孩,把她当作最好的朋友,一起做功课,一起吃便当,为她整理辫子,写很多信给她。以夸张的爱与崇拜,化解夸张的仇恨,在虚情假意的友谊当中,安置我不安的羞耻心,以及那,怎么也打发不掉的、施虐的冲动。

  体育课,测百米。我迈开小鹿般轻盈的腿,全速奔跑,愈跑愈靠近,愈跑愈靠近她的右后方,像个忠诚的影子,拼命追上身体,为她加油打气,崇拜她,激励她,然后移出左脚,绊倒她。

  两个人都受了伤,我比她伤得更重一点。为了弥补自己所受的伤害,不得不去伤害我家后面的邻家女孩,林丽莺,那个总是骑着三轮车,帮妈妈送水果的女孩。

  我把男孩们给的情书与卡片摊开--那一个个漂亮而无用的东西、进口的文具、舍不得离开纸盒的礼物……摊开,摊开,像展示会一样全部摊开,告诉她我拥有什么,好让她记起被剥夺的一切。然后把最好的东西收起来,留下几样便宜的小玩意,大方宣告,"这些我不想要了,喜欢的话可以送你。"炫耀着不属于我的财富,侮辱着并不专属于她的匮乏。

  --请你记住,记住你被剥夺的一切。记住:你被剥夺到甚至不认为自己遭到剥夺,因为你已经习惯于一无所有。记住:你再怎么自命为"森林中最美丽的一只黄莺",再怎么聪明可爱,都只能得到一点点(也就是,少失去一点点)。你的生命仰赖你这个族群与阶级的安分守己。就像我爸我妈,他们人生至今的最大成就,不过是,把女儿送进私立小学,让她跨过他们跨不过的那条界线,进入世界的另一边、给小费的那边,背向自己的身世,离开收小费这边。

  你妈赚的钱不够给小费,也舍不得进餐厅。你妈连卫生棉的花费都苛扣下来,要你拿卫生纸替代。你趴在我腿上哭泣起来,要我把上次用剩的卫生棉送给你。我给了你一片、两片、三片,为了表现优越感。然后不再理会你的索求,为了彰显我的权力。

  莺莺你觉得我很恶毒吧。你若报复不了我,就去欺负比你更弱的人吧。等到下一个可怜鬼哭丧着脸说林丽莺你好毒的时候,你或许就能懂得这个、我比你更早懂得的道理:不正义的遭遇,在孩童身上展现的最大不义,就是使她失去正义感。

  中 冻伤的葡萄

  葡萄被回忆的温度软化了,渗出水来。

  故事从破了皮的紫色伤口弥漫出来……

  确实是烂了,那葡萄。头几颗吃起来还算鲜美,经过回忆的加温,一颗一颗趋向疲烂,化作出水的脓包,再不久就要脱皮了。仿佛灵魂卸下肉身,皮肤上冒出痛苦的汗。

  然而紫色的伤口拒绝停止吵闹,拒绝被抛入遗忘。在被重新记忆之前,遗忘是对创伤的不敬。只不过,那些事情真的很小。太小、太小、太小了。以致其中的仇隙,也小到滑稽的程度。只凸显了记仇者的卑微与小气。

  小鼻子小眼的。不合这时代的口味。

  "可以了吧,"不耐烦的听众举起酒杯,"故事说完了吧?说完了我敬你一杯,庆祝这故事终于结束了。"他丝毫没有兴趣追问,追问后来呢,后来你找到机会报仇了吗?

  他干掉了一杯稠体般冰冻的伏特加,继续追酒,无意追加故事的细节。

  "太旧了,这种故事太旧了。"他说。所谓"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故事,已经过时了。

  昨天才发生的事,明日就乏善可陈,何况十几二十年前的事?--除非,他说,除非你口中的这个部长真有其人,而且他至今依然非常有名、非常有权力。

  他要我指出部长的真实身份,供他进行一篇独家报道。"否则,"他以资深记者的世故告诉我:"这故事是没人要听的。"

  看看那串葡萄,烂得不成样子。只有捡破烂的坚持它还没有坏,不计较它退冰后脱皮的丑态,还有那,果肉中挥发不去的,鱼血与生肉的腐败感。

  时代已经变了。过去的已经退出流行。

  只有我无法忘记,除非让我像出水痘一样大肆发烧胡言乱语到喉咙沙哑,无力再说一次为止。--我要将这个故事献给你,英俊的王子,年少的权势者,我诚挚以对的仇敌。我之所以要把这十一岁的私仇旧恨说出来,是为了清算并且杜绝它,杜绝它对我的影响力。我要把这个故事献给你,我的挚敌,这是复仇的唯一方法。复仇,为了不再以你为敌。

  这也许就是我跟这个时代,最大的疏离。在一个推翻父亲、否决家庭的年代,不断地追念父亲。

  我想念上一次,与父亲的身体接触。那是多久以前?我仿佛不记得了。是他打我的那一次?还是我打他的那一次?只记得在那次的碰撞中,惊讶于父亲掌心的触感,粗硬得伤人,烈火燎过的树皮一般。我惊讶因为我感到陌生,自从我长大、长出自卑、长出心事、开始说谎以来,就再没碰过父亲了。

  倒是有一张相片,我穿着布袋戏风格的侠客披风,束起史艳文的高辫子,抱住他修长的大腿。我们两个笑得很大,很开心。那是父女情同父女、父女还没被离间的日子。小学之前的日子。没有谁以谁为傲,没有谁以谁为耻。

  那时候,我心底还没长出第三只眼睛,以之瞪视我的父亲母亲,他们指甲里的污垢。那时候,我的背上也还没长出眼睛,以之监视那些跟踪我回家的男孩们。我在到家的前一站跳下公车,在凌乱的巷弄里东转西转,弯进公寓的楼梯间,窃贼般躲在暗处,好不容易甩脱了,仍不敢直接回家,钻进租书店蜂巢般的书架当中,继续避风头。等我确定他们真的真的错过了我,才怯生生回到街上,重组我错乱的方向感。

  我穿过臭烘烘胀满动物尸臭的菜场,把男孩送给我的玫瑰花丢进水沟,再跨过水沟,像跨过一道划开两个世界的界限,回家。玫瑰不该越界来到我家,我们家这里的男人是不送花的。在这不断滴落汗水、专注于生存的小街小巷当中,花朵是一种骚扰、一种充满侵略性的象征,尤其玫瑰,那脆弱而高尚的美丽,最能刺痛人心。

  我的父亲,在我日复一日的沉默疏离当中,一天失去一点温柔,离开自己的本性,离开我,离开那曾经在镜头前大笑的神情,离开那亲昵地抱着他大腿的女儿--那是一张黑白照片,但我记得自己身穿的那件披风是大红色的,单纯以致傻气,不懂得隐瞒,不计较美丑。我五岁,我爸三十岁,比此刻的我还要年轻。

  我不记得上一次,与父亲的身体接触,是多久以前?是他打我的那一次?还是我打他的那一次?我只记得后来,我紧紧抱住他,无法出声说我爱你。我闭着眼睛看他,将视神经移到指尖,感觉他僵直的背瘦薄如纸、起伏不定。

  那是一个无手无臂的拥抱,无实无体,没有温度。只是意象,只是梦境。

  梦里只有一种颜色,一种仿佛不断褪去的白色。

  白色的褪了色,可以褪成什么颜色?

  那或许不是颜色的删除,而是某种污垢的添加、杂质的增生。--白玫瑰的花瓣上、生出的第一个斑点。牙齿上残留的、语言的秽物。老墙上发肿的一块皮屑。发酸的乳汁。被污染的梦。仇视的眼神中、慌张自责而飘移不定的眼白,像一株送葬的百合,蕊心的花粉随风飞散,弄脏自己,也弄脏了别人。

  下 当恶香如细雨飘降

  二零零零年,城市的东区降下一场细雨,拐进一家理发厅,剪头兼避雨。

  一进门就发现这家店,有着不太一般的个性。

  小姐问我吸烟吗?我说不吸。(那帮您安排非吸烟区)

  边洗头边翻杂志,被一组照片迎面撞个正着。

  Hard Knock on Life.

  这组黑白照片的标题叫做:Hard Knock on Life。

  可译作"遭遇重创的生命",或译作"对人生艰难的叩问"。

  主角是个男性战俘,拥有一副超现实的美貌,一双深邃到能将月亮毙死的眼睛,一道美得像艺术品的伤痕。潦草的金发上,散落着计算过的凌乱与风霜--简直像厨师洒盐一样,漫不经心的精准。

  是的,我翻的是一本时尚杂志。战俘不是战俘,是个时装模特儿,正展示着某名牌新近推出的服装与配件。

  这组"Hard Knock on Life。遭遇重创的生命。对人生艰难的叩问"让我觉得自己真是、真是、没见过世面。--那将一切都浪漫化了的,对血汗与创伤的倾慕,简直做作到推翻了做作该有的自觉。

  另一组黑奴系列:一个帅到令人发指的黑人,双眼朝向远方,望着命运般愁苦的黎明。仿佛奴隶主对其特权献上的一份微妙的致歉。同样、同样、非常假仙 。

  在拜托洗头小姐帮我将杂志换成报纸的时候,小姐低声向我抱歉,说,"真是不好意思,晚餐前的这个时段,店里都是这种客人。"

  这种客人?哪一种?

  "刚刚才起床的,"她指指路口的一栋大楼,"准备去'粉红佳人'和'意难忘KTV'上班的小姐。"

  原来如此。我懂了。

  透过镜子,我看见自己左后方的一个女子,一边抽烟、吃饭、做头发,一边在脸上打底上妆。这里就是她的后台,她的化妆间。

  我翻开报纸,读着选举新闻:当年的部长、王子的父亲,在冗长的专访中侃侃而谈。

  女子的外套底下,是已经换好的工作服。紫黑色的镂空短裙,走的是冶艳路线。她从自己的包里拿出一瓶指甲油,修补食指上剥落的色块。在上工之前,可用的时间只有这么一点。

  女子抖落烟灰的样子很好看,有一种老练的热情。她动动脖子说可以了,"一样记在帐上,月底结算。"理发师从工具箱里捞出一只钢瓶,摇一摇,压几下,送出一团大雾般迷蒙、香到发臭的定型剂。

  当恶香如细雨飘降,我闻见一种恍惚的、属于童年的香气。杂货店风行一时的廉价香水,一瓶五块钱,我曾经爱到不忍释手。

  女人站起来,对着镜子摆一摆侧脸,调整刘海的厚度。我借着报纸的掩护,偷偷看着她。左脸,右脸,眉眼,下巴,再看一眼我就认出她来了:她是、她是、她就是,后来搬走的那个林丽莺,森林中最美丽的那只黄莺。

  原来,你在这里。

  (葡萄在急速回忆的高温底下急速变老。)

  我仿佛看见当年那个女孩,在三轮车上用力踩着,为她妈妈送水果。

  临走前,她顾盼着。眉梢吊着眼线,轻轻扫了我一眼。

  原来,你在这里。

  (葡萄已经烂了,该拿去丢掉了--有些人一再重复着某个故事,是为了牢牢记住。另外有些,是为了彻底遗忘。说穿了这其实是一回事,回忆的过程总是让故事不断地趋向死亡。)

  她轻轻扫了我一眼,睫毛上压着一道心虚的停顿,像是要抵抗陌生人好奇的窥视。

  我没去认她,酒店小姐是不喜欢被童年玩伴认出的吧。

  (在那紫色的伤口闭合之前,也许会大吐一口气,就像临终前吐出的最后一口气那样,长长慢慢、慢慢长长--跟遗憾一样漫长地--迎向大彻大悟的虚脱。)

  我不敢与她相认,我没脸向她介绍自己。我们在各自的镜子当中,沉默地回避着对方的视线,比逾越少跨一步,各自将各自收好,留在界线的两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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