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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阿兰·德波顿:论地位焦虑

今晚我想谈一下我的新书《地位焦虑》,谈一下地位焦虑的多种成因与解决方法。首先我要定义一下什么是地位焦虑。我认为这个术语是我的发明,可以用来描述日常生活当中的许多时刻。我想我们都曾经在十分寻常的场合体验过地位焦虑。比方说你去参加一个聚会,听说当年的老同学或者老同事如今比你混得更好,上了更好的大学,买了更好的房子,等等。这些事情都能触发我们的地位焦虑。戈尔.维达尔说得好:“每次我的朋友取得成功,我的内心都会死去一小部分。”(笑声)所有这些问题都与地位焦虑有关。 
 
我第一次感到地位焦虑是在大学毕业走入社会的前夕。当时我碰到了乔治.奥威尔的一句名言:“二十岁之后就没有人关心你为人好不好了。”言外之意是以后人们只会关心你能不能做成事情。我的新书的第一部分检视了地位焦虑的起因。我认为地位焦虑的成因之一在于,无论我们现在地位如何,我们都曾经享有过极高的地位。比方说婴幼儿得到的照料就足以令罗马皇帝眼热不已。在婴儿时期,你饿了以后就会有人把食物送到嘴边,如果你不喜欢就干脆扔在地上,自然会有人清理。你只要冲着玩具摇摇手,所有人都会喜笑颜开。不幸的是,随着我们日渐长大,局面也会变得日渐棘手。如果你长到二十五岁还是只会把晚餐往地上扔,只会冲着玩具摇手,别人对你的印象大概不会太好。 
 
一夜之间你的生活当中出现了全新的元素。仅仅做你自己突然就不够了,你还要取得各种各样的成就。我们对于地位的渴求解释了成人生活当中的许多行为。经济学家曾经认为人类行为的主要乃至唯一动机就是金钱。但是我认为我们应当注意到地位在工作当中起到的作用。许多低收入工作之所以令人不愉快,不仅因为工资低,还因为这些工作地位低下,缺乏尊重。同理,许多高收入工作之所以有趣,也是因为你在积聚财富的时候还顺便收获了体面与尊重。 
 
另一个感到地位焦虑的原因是我们身边围绕着许多势利眼。势利眼往往被人们与旧式贵族阶层体系联系起来。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这套体系早已遭到了淘汰。但是我认为势利眼指的是仅仅以一两项标准衡量一个人,并且仅仅凭借这一两项标准来不留余地地评判此人的人格与人品。比方说音乐圈里就有势利眼。无论你的灵魂多么丰富多彩,只要提一句自己喜欢菲尔.柯林斯的歌,音乐势利眼都不会拿你当一回事。时装界也有着装势利眼,一看你穿的衣服就觉得你这人不咋地。当然现代世界最有势力的势利眼是职业势利眼。两个陌生人一见面第一句话肯定是:“你是干啥的?”你的回答很可能决定对方的反应。他可能很有兴趣与你继续寒暄几句,也可能呵呵两声之后掉头就走(笑声)。这种事是很要紧的。 
 
势利眼的反面是你家令堂(笑声)。当然未必就是你的母亲,而是理想化的完美母亲形象。有些母亲也是势利眼,这个事咱们再另说。但是在理想情况下,你的母亲并不会关心你干了什么,只会关心你是谁。但是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都不是我们的母亲,他们只会关心我们干了什么,不会关心我们是谁。这一点很能解释地位焦虑的成因。这也解释了我们为什么如此努力地去获取所谓的地位标志,例如名车豪宅金银首饰之类的东西。 
 
我们经常讥笑那些特别关注某一类地位标志的人,将他们称作“钱串子脑袋”,或者说什么“开好车的未必是好人。”但是单纯采取讥笑态度或许会使我们错过追求奢侈品行为背后的尖锐情绪。下次你再看见一个开法拉力车的人,要知道他不仅是一个对于意大利引擎技术感兴趣的发烧友,还是一位用汽车来传达深刻情绪信息的人。“请善待我,请对我好一点。”更重要的是,假如你开着法拉利而不是骑着自行车去参加聚会,别人对你的态度的确会好一点。所以我们都认同物质财富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荣誉。我们经常抱怨这个社会越来越物质,越来越贪婪。这种说法其实有些无的放矢。很多情况下,我们对于特定的物质财富并没有多少兴趣,只不过社会向物质财富赋予了情感价值。我们想要的往往并不是物质财富,而是财富拥有权带来的体面与尊重。追逐财富行为的背后是情感的脆弱以及关于自身地位的不安全感。我们希望用首饰、服装与职业来保护自己。 
 
几个月以前我与一位心理学家聊天,他说在他看来英国人口当中情感健康者的比例只有10%。他所谓的心理健康指的是不借助任何外物来彰显自己的社会地位,积极经营友谊与亲情,为了工作而工作,而不是为了出人头地。他还指出,那些到处作报告开班授课的人生讲师们往往不在10%之内。他们的做法显然体现了自身的脆弱。 
 
今天我们所遭受的地位焦虑可能比过去更严重。这一现象不仅有着心理学上的解释,也有历史与政治层面的解释。原因之一在于我们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批不相信社会地位——包括高等地位与低等地位——可以且应该在亲子之间继承的人。我们相信地位理应是个人奋斗的成果。更有甚者,我们还相信通过努力取得的高等地位不应当存在上限。美国人的立国哲学就是任何人都能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任何人,人的成就没有极限。我在写这本新书的时候研究了好几本集中体现这种思想的成功学读物。比方说现在加拿大就有一本畅销书名叫《敢于致富》(The Courage to be Rich)(笑声)……这些作品发出的声音我们如今都很熟悉:只要有足够强大的意志力,就能实现一切。这的确是一个美好的理念,但是我们也要小心其中暗藏的毒刺。 
 
如今你在书店的成功学专柜大约能见到两类书籍,第一类是《如何在周六之前挣到十亿美元》,第二类则是《如何应对自尊低下》。“自尊低下”是个很丑陋的术语,但是也很有用。我认为这两类书籍的内在关系非常密切,因为如果到了礼拜六你还没能挣到十亿美元(笑声),那你肯定需要安慰与抚慰(笑声)。我们的社会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很与众不同,但是社会的本质就决定了不可能每一个人都与众不同。这一来就坑坏了许多人。社会不仅培养了高期望值,也培养了低下的自尊。 
 
今天一般人都不太可能仅仅依靠意志力取得能与比尔.盖茨相提并论的财富与成功,就像十七世纪的一般人不太可能仅仅依靠意志力成为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一样。但是我们往往并不这么觉得。公共舆论往往让我们觉得,只要你充满激情,只要你懂得编程,只要你家里有个车库(笑声),你也可以成立一家大型软件公司。期望值太高,自然就会觉得自己无能。 
 
现代社会与此相关的另一个特色是嫉妒。我们不会嫉妒所有人,甚至都不会嫉妒所有比我们更富有的人。今天在座的各位恐怕谁都没有嫉妒过女王,尽管女王比我们更加富有。因为女王离我们的距离太远了,根本就是另一个世界的居民。但是我们很容易嫉妒如今比我们混得更好的老同学。他家的房子虽然比白金汉宫小得多,却比你家的房子大一点。任何刺激我们与其他人比较的因素都会加剧地位焦虑。作为一名作家,我恐怕不会去嫉妒一位现年六十岁的澳大利亚女性诗人,而是更可能嫉妒一位三十四五岁的男性英国哲学作家。任何在想象层面拉近人与人距离的因素都可能增加嫉妒的风险。 
 
十九世纪中期,托克维尔在游历美国之后如此预言:民主制平等主义社会当中最常见的情绪就是嫉妒,因为这样的社会——尤其是美国——一刻不停地告诉我们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当然这是一种很美好的想法,但是如果与现实生活当中的不平等结合起来,就会极大地加剧嫉妒。现代社会依然存在等级制度,只不过更加微妙而已。比尔.盖茨看上去和我们没什么区别,平时也穿牛仔裤,他的家庭生活看上去也平平无奇。在历史上我们根本无法了解拥有他这样社会地位的人究竟过的是怎样的生活,而如今我们则更容易将他视为与我们一样的人。由于媒体的帮助或者说坑害,我们往往觉得自己与那些整天用成功形象折磨我们的家伙之间毫无距离。 
 
还有一个相当吊诡的理由,也就是我们对于社会公正程度的认知。古代的人们认为社会本来就是不公正的。你看到一位富人,就会想到他的财产可能是杀人越货抢夺来的,或者全靠祖上荫庇。但是在过去二百年里,各种政见的西方政客们都试图打造一个精英主义社会。在精英社会当中,只要你具有真正的才能,强大的意志力以及其他相关品质,就一定能取得成功。现代政治的信条就是我们应当全力实现精英主义社会。精英主义固然造福了无数人。但是精英主义也有黑暗的一面。假如社会真心相信现有的成功者理应成功,那么同时也就必须相信现有的失败者活该失败。社会公正不仅体现在回报的再分配当中,也体现在惩罚的再分配当中。在自认为已经完全实现精英主义的社会当中,人们对于失败者的态度往往更加苛刻。我们的语言就能反映这一点。三百年前英国社会底层贫民被人称作“不幸者”,今天同一批人则被称作“失败者”。这个现象说明我们真心相信生活是一场比赛,物质与名声是目标,而且比赛的公平程度可以接受。套用现代社会的严苛说法,“成功者创造自己的命运”。我们的成功完全归功于我们自己,我们的失败也完全归咎于我们自己…… 
 
不幸的是,相信社会公正的人越多,受到公正理念的负面冲击的人也就越多。我们的社会已经抛弃了运气决定人生的概念。如果我说我最近开办了一家跨国公司,每天上百万美元的流水,经营情况一片大好,我的运气太好了。你可能会觉得我在故作谦虚,其实是想显摆自己的本事。如果我说最近我被解雇了,可是不是我的错,我只是运气不好而已。你又可能会觉得我是在给自己的无能找借口。回到另一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这种想法是非常奇怪的。在古罗马,假如你取得了某方面的成功,第一件事就是向掌管这方面事务的神灵献祭一只鸡或者一只羊。古罗马人相信你的成功并不完全取决于你,而是你与神明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必须感谢神灵。在古代基督教国家,基督徒国王赢得胜利之后也会向上帝祈祷。因为并不是你与你的军队赢得了胜利,而是你与你的军队以及上帝赢得了胜利。以我的行业为例,假如你完成了一首精彩的诗作,功劳不能全归你一个人,还要归功于美丽的缪斯女神。如果今天我对我的出版商说“不好意思我要拖稿了,缪斯女神抛弃了我”,他们大概不会特别同情我的境遇。如今我们都是各自传记的作者,为自己遭遇到的一切事情负责。这一来失败的耻辱就遭到了极大的增强。我接触过许多失业人士,问他们失业生活最糟糕的地方是什么。他们的回答往往未必是钱,而是耻辱。他们觉得自己是自作自受,因此没脸见人。 
 
如果你们觉得太郁闷的话,万幸的是我花了半本书的篇幅来讨论解决之道,总结了千百年来人们应对地位焦虑的方法。我这本书讨论的核心问题就是我们应当在多大程度上重视别人的观点,重视外部世界给与我们的地位。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遇到了一个群体,他们对于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有些极端的答案。我专门研究了决斗的历史与决斗者的心态。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假如有人贬低了你的地位,骂你是个娘娘腔或者软弱无能,又或者骂你的妻子到处乱搞,那么你的正当反应就是必须向他提出挑战,用**或者利剑一决生死。宁可为了追求名誉与地位而杀死对方或者被对方杀死,也不能让别人的心里抱有关于你的负面看法。简而言之就是对于他人想法的极端敏感。当然这种做法非常累人。作为一名作家,我要是用这种方法解决所有对我有看法的人(笑声),我的剑刃早就让鲜血糊满了。 
 
但是如果说决斗代表了西方传统的一个极端,那么还存在着另一个极端。西方传统当中一直存在着两种与决斗理念截然相反的处事方法。这两种传统认为意见与真相并不是一回事,意见就是别人的想法,真相就是实际情况。我们应当牢记两者的区别,关心真相而非意见。这两种传统的代表都是**,不惜以死亡来捍卫信念的人。其他人针对他们的仇恨丝毫不能动摇他们对于自己事业的独立信念。其一是基督教,其二是苏格拉底哲学。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将耶稣与苏格拉底的死亡两相对比。两人都是殉道的烈士,也都坚守了各自的价值观,无论身边的人们对他们做出了怎样的评判。这两种传统对于我们的自我审视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 
 
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发现,许多哲学家都报有所谓的“智能厌世论”,将他人言语当做耳旁风。在你因为别人对你的想法而感到难过之前,最好先搞清楚他们的脑子里究竟都装了些什么货色。许多哲学家都鼓励我们不要一味尊敬别人,而是不妨把他们都当成弱智。他们并不主张自怨自艾的厌世,而是推崇自我解脱与升华的厌世。或许我用不着整天想着讨别人的欢心,或许我应当理直气壮地讨厌别人,就像别人讨厌你一样。或许这样做正是幸福生活的组成部分。或许不必太拿别人当回事,因为他们本来就不值得尊重。人性有一个很奇怪的方面:我们在敬佩别人之前就希望这些人敬佩自己,我们希望我们自己都不尊敬的别人来尊敬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我最喜欢的哲学家是叔本华。他曾经极尽刻毒地指出,没有必要尊重所有人的意见,因为所有人都是白痴。叔本华是一个知行合一的人,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极其厌世,平时几乎不出门。但是我认为我们都应该听听这个坏脾气德国人的意见,因为这番话很有鼓舞人心的功效。 
 
“一旦我们充分了解身边大部分人肤浅、无谓与愚蠢的本质,了解他们的视野多么狭隘,他们的感情多么卑琐,他们的观点多么扭曲,我们就会逐渐地对于他们脑海中的想法感到无动于衷。人世间挤满了不值得开口交谈的人(笑声)……如果一位音乐家心里清楚,台下听众除了一两人以外全都是聋子,他对于雷鸣般的掌声会作何感想呢?” 
 
如果你和老年人谈一谈,他们往往或告诉你身为老人的好处之一就是可以不用顾忌别人的看法。这并不是说随便什么人的看法你都不关心了,而是说你的选择性与指向性更强了。并不是所有人上了年纪以后都能自然达到这层境界,我认为这是人生修炼的成果,而且是非常珍贵的成果。 
 
千百年来人们应对地位焦虑的另一种方法是借助艺术。艺术作品往往是针对创作环境下主导社会地位体系的挑战。比方说十九世纪小说里的男女主人公社会地位往往不高,都是些面包师、织工与石匠之类。但是小说却能让我们注意到这些在现实生活中遭到忽视的人们的价值。艺术作品试图纠正我们的势利眼,让我们在从没有注意过的地方发现生活的真正价值。许多此类小说都隐含着近乎政治颠覆性的因素。在小说以外的现实世界享有高地位的人在小说里的地位却非常低下,反之亦然。悲剧艺术尤其专注于描述那些丧失了社会地位的人。在绝大多数悲剧当中,主人公都出于种种原因遭到了侮辱,丧失了财富,不得不用性命抵偿过错,总之都遭遇了地位的骤然下降。但是悲剧作品对于这样的地位下降却显现了深切的同情与理解。换句话说悲剧作品看待失败的方式与日常生活当中对于失败的描述大相径庭。现实生活当中的失败者往往会受到特别严苛的对待,他们的故事往往会被浓缩成一两句话。但是在悲剧当中,我们能够更加充分地体味与尊重失败者。例如,我们一般并不会将哈姆雷特称为失败者。几乎可以说莎士比亚有意识地引导着我们的感情指向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会认同的价值观与思想感情。 
 
现代社会对于那些搞砸了自己生活的人们特别不客气。比方说英国小报上就充斥着突然失去地位的人们的故事:某某人搞婚外恋被发现了,某某人把短信发给了不该发的人,等等。他们的悲惨遭遇在小报上得到了连篇累牍的宣扬,笔调粗硬且饱含恶意。我曾经与笔锋最恶毒的《周日体育报》报社的编辑们谈过这个问题。我问他们会怎样描述西方经典悲剧当中的故事情节,假如这些故事的梗概在周五被人送进了新闻编辑室,那么相应的新闻大标题是个什么样子。以《奥瑟罗》为例,这个故事会搭配怎样的标题?他们设想的标题是《为爱迷狂:移民凤凰男怒杀参议员之女》(笑声)。又比如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在他们手下就成了《信用诈骗终曝光,购物狂第三者服毒自尽》(笑声)。最后还有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他们将其演绎成了《**虐恋酿恶果,奸母孽子自毁双目》(笑声),简直与原作当中的悲悯基调南辕北辙。 
 
还有一种缓解地位焦虑的传统方法,就是好好想想自己的有生之年究竟多么短暂,好好想想自己的死亡以及死亡步步紧逼的本质。曾经与死亡擦肩而过的人们往往会告诉你,死亡往往会促使人们调整自己的优先事项。有些事情变得特别重要,还有一些事情的重要性则大为下降。后者当中往往就包括地位。人们往往会更关注内心感受、友谊以及自行设定的职业目标……假如你觉得自己的人际圈子太大,需要应酬的人太多,不妨想一想万一你要是得了绝症,这些人当中有谁会到医院里探望你。此外死亡还有另一层妙处:你不光可以反省自己的死亡,还应该想到其他人不久以后也要面临死亡,尤其是那些当下让你感到地位焦虑的人(笑声),他们其实也活不了多久。欧洲人一直都有游览废墟的传统,例如古希腊废墟,古罗马废墟以及古埃及废墟等等。置身废墟当中,人们难免想到,无论帝王将相还是贩夫走卒,最终都要一视同仁地归于尘土。死亡是维护平等的最伟大力量。这一切关于死亡的反思其实说到底就是视角二字。住在城市里每天翻阅大量报纸,收看大量电视节目,我们往往会过分关注当下。而任何能让你脱离这一环境的事物都能重新塑造你的视角。 
 
走入大自然也是不错的选择。去看看高山、冰川、大海,去看看比任何人都远远更加宏大的存在。这样能使你以有益的方式感到渺小。请允许我从自己的书里挑选一段内容,详细阐述一下大自然转变人类视角的能力。“辽阔的自然风光如同废墟一样能够有效地缓解焦虑,因为它们代表了无限的空间,正好比废墟代表了无限的时间一样。在它们面前,我们这具脆弱而短命的躯体就如同飞蛾或者蜘蛛一样无关紧要。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无论怎样巨大,也根本无法与最伟大的个人与沙漠、高山、冰川以及大海之间的差距相提并论。自然界如此宏大壮阔,相比之下任意两个个人之间的差距简直渺小得可笑。你可能感到自己在社会等级体系里面无足轻重,但是只要身处辽阔的空间当中,你就会如释重负地感到全体人类在宇宙当中同样无足轻重。我们不必通过使自己变得更加重要来改善自我认知,而是应当认识到其实任何人都没那么重要。我们为了谁比谁高一寸而汲汲营营,但是在比我们任何人都要巨大十亿倍的事物面前,不妨暂且搁置这番计较。我们可能会在感动之余将这种感受称为‘无限’,‘永恒’,或者更传统一点,‘上帝’。”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目前生活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仅仅崇拜其他人类以及人类成就的社会当中。人类崇拜就是我们的文化核心。与我们大不相同的是,历史上任何社会的崇拜核心都是非人的外物,例如神祇、自然或者精灵等等。我认为这一点对于我们的地位焦虑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本书的关键词就是“成功”。我需要在这里说明我想用这个词表达什么意思。我本人对于成功很感兴趣。我是一个很有抱负的人。但是在讨论我对成功的理解之前,我们应当注意到一般人对于成功的理解承载了太多的前提,而这些前提未必都能站得住脚。当我提到某人是成功人士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到此人挣了大钱或者非常出名。当然这是成功的一种模式或者诠释,但是成功的涵义并未穷尽于此。追求地位是正常且自然的人类行为,追求成功也是一样。但是我们一定要小心,不要不加批判地接受外部世界的成功与地位标准,一定要确保自己的确认同成功的目标。我们很容易就会不加区分地接受外界对于幸福生活的定义。随便翻开一份报纸杂志,里面都在喋喋不休地告诉你怎样的生活、怎样的婚姻、怎样的工作、怎样的假期、怎样的为人才算是幸福的。但是许多此类描述与我们的实际需求以及抱负都相去甚远。或许焦虑的确是难以避免的,但是我们起码可以为了正确的事物而感到焦虑。如果为了那些即便得到之后也不能使我们更加快乐的东西而感到焦虑,那也未免太悲哀了。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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