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害书籍同好会

导航:书单/笔记/摘抄,请打相应tag~
欢迎推文及吐槽:)

 

历史中国的内与外(节选)|葛兆光

编者按:葛兆光教授2017年2月将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新著《历史中国的内与外——有关“中国”与“周边”概念的再澄清》,他说,这是他有关“中国”的第三部,也是最后一部专书。在这部书中,他针对2011年《宅兹中国》、2014年《何为中国》出版以来各方面的质疑和回响,再次讨论有关“中国”与“周边”的概念,以及历史上中国“内”与“外”的变迁,他强调,对历史中国必须回到历史语境来理解,不能用现代概念切割历史上中国的疆域、族群和国家。
葛兆光像(澎湃新闻 刘筝 绘)

澎湃新闻:这些年来,您一直强调“从周边看中国”,那么,“周边”到底指什么,为什么您要在这本新书里重新讨论这个概念?
葛兆光:重新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也包括学界很多人,习惯用现代中国边界来划分传统中国的内外,然后展开历史论述。其实,这种做法会导致很多误会。从漫长的历史过程来看,中国的“周边”不仅仅是现在仍然在国境之外的朝鲜、日本、(外)蒙古、印度、越南、缅甸、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俄罗斯等现在所谓的“外国”,也许在古代还应当包括已经在“现代中国”境内,但不一定是“历史中国”之内的周边区域,就像古代所说的南蛮、北狄、东夷、西戎,也包括后来逐渐成为“中国”的满、蒙、回、藏、苗、彝地区等等。所以,我在这本书里,用了一章讲“周边”的一些地方,怎样从中国之“外”,变成“中国”之“内”,又用了一章来讲一些“中国”之“内”,怎样又变成中国之“外”,这主要就是为了说明历史上的中国,疆域、族群有很多移动,要改变那种用现代中国的固定边界来反看历史中国,来书写中国历史的习惯。
澎湃新闻:那么,和“周边”相对,“中国”具有稳定性吗?“中国”这一观念大致是什么时候形成的?
葛兆光:“中国”这个词当然来源很早,但是研究历史,不能寻章摘句,仅仅从古文献中的一些词汇上,来判断“中国”的历史起源。借用前辈学者的说法,从外部来说,就是没有“他者”就没有“我者”,从内部来说,“国家意识”的形成和延续不光要“统一”还要有“统合”。我觉得应该看内外两方面,秦汉不仅从政治、制度、文化上,在内部奠定大致同一的“中国”,而且通过与匈奴等异族的区分和战争,在外部确认了“我者”(中国)与“他者”(域外),这才奠定了“中国”。

西汉时期
当然,秦汉奠定的这个“中国”有一点特别,这就是在政治、制度、文化上熔铸成的这个“中国”,一开始就相当稳定和庞大,在很长历史过程中,外力无法完全打散这个政治-文化共同体。所以,“中国”和“周边”,无论在历史上表现为帝国与藩属(如汉唐时代的周边诸国),或者表现为彼此敌国(如宋辽金夏),还是表现为帝国与“内地”(如蒙元和满清的本部行省),它就像钢筋水泥里面的钢筋一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因此,在回溯历史的时候,应当承认,“中国”特别是汉族中国,作为一个族群认同的文化象征,作为一个文化习俗相对同一的社会基础,作为一个政治的共同体,在很长的历史过程中,确实保持了相当明显的延续性与稳定性。
澎湃新闻:那么,您会如何描述古代中华帝国疆域这种内外的变动?
葛兆光:秦汉以来,中华帝国疆域向“周边”渐渐扩大,由于战争、移民和通商等因素,一些原本的“外国”渐渐成为“中国”,一些“异族”渐渐融入“华夏”,形成庞大的所谓“天下帝国”。但是,我也提醒读者,帝国疆域有时也向内收缩,收缩便使得原本一些“中国”区域以及族群,渐渐变成“外国”或“外国人”——所以,我们没有理由拿了空间最大的时代,当作中国的必然疆域,也没有理由“倒写历史”,把现代中国版图上所有发生过的事件、出现过的人物、存在过的政权,统统都写在那个叫做“中国”的历史里面。 
我觉得,“历史过程”是在追溯“中国”的时候,始终应当关注的问题,抽离了“历史过程”,不仅不是追求真实和客观的历史学,恐怕只是为现代中国寻求合法性解释的政治学。当然,在政治与学术总是互相纠缠的时代,很多学者都面临尴尬。可是,如果我们稍稍能够改变一下我们的历史观,不再按照现代国族理念倒着进行历史追叙,历史论述就能够超越现代国境。因为只有一个圆心一条直线的历史叙述,会使得历史书写有中心有边缘,中心往往清晰而边缘常常朦胧,如果历史仅仅聚焦中心,边缘总是会被舍弃;可是,如果有若干个圆心,划出多个历史圈,在这些历史圈边缘的彼此交错中,就会有很多重叠,在这些彼此交叉的周边地区重新观看历史,也许我们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历史风景。
澎湃新闻:我注意到您在这部书中,特别讨论了“汉化”等问题,国际学界在讨论“中国”的时候,这个概念常常被使用,也引起很多争论,我们应该怎样理解?
葛兆光:现在的国际学界讨论中国,往往涉及三个概念。首先,是所谓“汉化”;其次,说到“汉化”又涉及“殖民”;再次,讨论“殖民”则不能不讨论,中国是否与近代以来的各种帝国一样,也是一个“帝国”?这三个概念互相关联,确实争议纷纷,但我希望可以理性和客观,跳出自己的立场,来讨论这三个中外有异议的问题。我觉得,历史上的这个“中国”是五方杂糅而来的,在战争、贸易、文化传播或人口迁移过程中,在国家、官吏与士绅推动的“归流”或“教化”等努力下,往往出现文化甚至族群上的杂糅与融合。我们不必特别忌讳“汉化”这个词汇,就像我们同样不必忌讳中国(尤其是清帝国)也曾是一个推动“殖民事业”的帝国一样,中国确实曾经推动这种以汉族文化为普遍的、高级的文化的“文明化”,也曾经作为一个帝国“开疆拓土”,只是后来这个“文明化”在近代被西方的“文明化”替代了,这个“帝国”被其他“帝国”打败了而已。

清代版图
其实,古代中国历史上,往往是北方胡人南下,使得中原“胡化”,但是他们在中原又逐渐“汉化”,汉族在历史上逐渐南下,使得南方各族逐渐“汉化”,但是在汉化同时,汉人也在逐渐“夷化”,这种“胡化”、“汉化”,“汉化”、“夷化”交错的过程,贯穿了整个历史,没有必要避讳这种历史现象呀。
澎湃新闻:那么能不能用几句简单的话,来说明您写这本书的用意呢?
葛兆光:总的来说,我这本书想说明的是,第一,你不能用现代国家(如“领土”、“统一”)来想象古代帝国,也不能用古代帝国(如“大一统”)来理解现代国家。有关“内”与“外”,从传统的“宗主权”到现代的“主权”,从传统的“边疆”到现代的“边界”,从传统的“臣民”到现代的“国民”,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第二,如果仍然沿袭传统帝国意识处理现代内外事务,或者固守现代国家的观念来想象古代帝国的历史,也许会“雾里看花”或者“坐井观天”。现代世界上,很多民族矛盾、宗教冲突和领土纠纷,往往来自这种不合适的“顺说”或“倒推”。第三,在现代经由条约建立独立主权、推行平等外交的时代,传统对外的朝贡体系已经崩溃;在承认民族自决权力的时代,对内的羁縻 / 自治策略也往往遭遇挑战;那么,“中国”应当如何适应(或者改变)这一现实世界?

我总觉得,因为如今的“中国”兼有现代国家与传统帝国的复杂性,所以,它在以近代民族国家为基础的现代国际秩序中,无论“内”与“外”都会遭遇一些麻烦。
澎湃新闻:最后问一个问题,您如何评价“新清史”在中国引起的论争?
葛兆光:我总觉得,现在国内讨论“新清史”,情况变得有点儿怪,有点儿好像不归杨则归墨,搞得像两军对垒,非得你死我活似的。我大概在十几年前就批评过“新清史”,虽然我并不完全赞同他们的观点,也觉得他们有偏颇,但是我也要说,学术讨论,不必过度政治化。他们有一些想法也有启发性,也可以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换一种眼光看待中国历史。就像本田实信、杉山正明、冈田英弘他们强调蒙古时代史不是元史,而是世界史一样,你不同意没关系,但听听也有一些启迪嘛。有人说,他们那些玩意儿只不过是日本明治、大正时代满蒙之学的翻版,这话就有点儿过了。其实,你要看到两者的不同,现在新清史的基础,一是超越民族国家从全球史角度看中国,二是站在多元文化的立场上强调各族认同的存在,三是借用满蒙文资料质疑汉文史料的历史叙述,颠覆传统历史叙事的固定性。这些基础或者预设,可能和一百年前日本学界兴起的满蒙之学,还是不一样的。


虽然古话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似乎“华”、“夷”之间早有清晰的界线,但在疆域上其实并不像“楚河汉界”那样明确。古代帝国并不像现代国家那样有清晰的尔疆我界,华夷之间,尽管在观念和文化上可能分得清楚,但在空间上却像光谱上渐变的过渡带一样很难一刀两断,而且常常你进我退经常移动。依照传统观念,可以简单地说,在古代中国历史上有华夏共同体之核心地区,有叛服不常的羁縻地区,也有远道而至的朝贡之国,正如费正清(John Fairbank)所说的,大体上是三个同心圆。圆心是“王畿”,外面第一圈相当于《国语·周语》所谓“天下五服”制度的“甸服”、“侯服”,这是历史上的中国之“内”;第二圈则是“绥服”与“要服”,这是“内”与“外”的过渡带,也是中外之间的缓冲区,它可以纳入版图成为“中国”,也可以脱离控制成为“外国”;第三圈就是古人所谓“荒服”,这对于历史中国来说就是“外”,古人所说的“南蛮北狄西戎东夷”都可以算在内,还可以包括鞭长莫及的更遥远的外国。汉代初期成书的《礼记·王制》曾说,“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不能指望他们从蛮夷成为华夏。因此,讨论“中国”与“周边”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观察和理解内、外之间的第二圈。用古人的话说,他们介于华夷之间,可以“绥”可以“要”可以“羁縻”,他们有时是“蛮夷猾夏”,有时也“叛服不常”,但古代大一统中华帝国的理想,最终是要把它们从“外国”变成“中国”。

从《职贡图》说起:“朝贡之邦”与“神州帝宅”
不过,这些在所谓“华夏”看来“非我族类”的“蛮夷”,虽然在现在的地理观念中,好像它们指的是满蒙回藏鲜倭等“周边”,其实,在古代中国它们往往就在“肘腋之间”。《诗经·小雅·南有嘉鱼之什》中所谓“蠢尔蛮荆,大邦为雠”,《史记·楚世家》中熊渠所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以及后世文献中的“濮”、“溪”、“洞”、“蛮”等等,其实说的就是荆楚和围绕荆楚之周边的诸蛮百夷,在古人(主要是古代汉族中国人)看来,这些“荆、交之区”、“巴、庸之外”并非“中国”,这些族群也“非我族类”,《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中说他们“服叛难常,威泽时旷”,一旦被中国征服,“则缓耳雕脚之伦,兽居鸟语之类,莫不举种尽落,回面而请吏”,如果一旦中国衰落,他们又会反叛扰边,所以根本不应当把他们算在“禹域之内”。但是,在现在看来,他们就是中国南方族群,按照现代中国的国界,他们就在华夏域内。
这些空间和族群,在历史上的归属相当复杂。为了使论证更简明,请允许我引用2015年的一次演讲。在这一演讲中,我曾以梁元帝《职贡图》为例讨论六世纪(准确地说是526–539年前后)南朝梁代的官方与士大夫对“天下”、“中国”和“周边”的认知。梁元帝所绘《职贡图》呈现了那个时代上层人士的“国际”知识,这些知识可以映证《宋书》、《梁书》和《南史》等正史文献。在《职贡图》所绘诸国之中,有滑(在今新疆车师)、波斯(今伊朗)、百济(今韩国)、龟兹(在今新疆库车)、倭(今日本)、宕昌(今甘肃南部,羌人)、狼牙修(今马来半岛西岸之Lankasuka)、邓至(甘南川北,羌人)、周古柯(在今新疆)、呵拔檀(在今塔吉克斯坦境内)、胡蜜丹(在今新疆)、白题(匈奴种,在西域更西,今阿富汗靠近伊朗)、末(在今土库曼斯坦)、高句丽(今韩国)、于阗(在今新疆)、新罗(今韩国)、渴盘陀(在今新疆塔什干)、武兴藩(在秦岭西)、高昌(在今新疆)、天门蛮(在今湖南西部,有人说是土家族的祖先)、建平蛮(今四川巫山一带)、临江蛮(今湖北一带),还有中天竺、北天竺(今印度)和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可以注意的是,这二十五国中,如果按照现代中国版图来看,即使不算位于如今新疆地区的西域诸国,宕昌、邓至、武兴藩、天门蛮、建平蛮、临江蛮这六处,不仅都在现代中国国境之内,甚至也在古代秦汉所设郡县范围之内,但是在那个时候,人们心目中它们却是“朝贡之邦”,所以才会被画入“职贡图”。
有趣的是,在《职贡图》中,观念的异邦却不包括北方的鲜卑魏。尽管当时南北分治,你把我叫做“岛夷”,我把你叫做“索虏”,但仿佛还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显然,在当时南朝梁代君臣士大夫心目中,北魏、南梁确实是“南北朝”,当然也是敌国。尽管事实上是“两个中国,一边一国”,但问题只是谁才是政治的中国与文化的正统而已。从北方南下入主中原的鲜卑王朝,不仅要争夺“中国”之名,而且也试图接过“中国”之实,《魏书·礼志》中有一些记载很有意思,北魏不仅用秦汉帝国传统的立坛祭天之仪、南郊祭祀五帝日月星辰,也用秦汉帝国之祖庙制度、五岳祭祀,并且“采汉魏故事,撰祭服冠履牲牢之具、罍洗簠簋俎豆之器”。北魏最重要的文化政策制定者叫高闾,他曾经说,“居尊据极,允应明命者,莫不以中原为正统,神州为帝宅”,秦汉奠定的这个“中国”,已然成为帝国神圣性的依据和臣民归属感的基础。所以,南北方都要自称中国自命正统,就是从外而内的异族,一旦进入“中国”,就不觉得自己是“蛮夷戎狄”,却把更远的异族视为“蛮夷戎狄”。《魏书》卷五十四〈高闾传〉就记载高闾给拓跋氏鲜卑皇帝上疏,其中居然说“北狄悍愚,同于禽兽”、“狄散居野泽,随逐水草”,应该“于六镇之北筑长城,以御北虏”。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南齐书》卷五十八〈东南夷〉中记载,南齐颜幼明到北魏出使,对于北魏在仪礼中把南齐与朝贡属国高丽并置相当不满,颜幼明对北魏皇帝以及负责外交礼仪的主客郎中抗议说,“我等衔命上华,来造卿国,所为抗敌,在乎一魏。自余外夷,理不得望我镳尘。况东夷小貊,臣属朝廷,今日乃敢与我蹑踵”。这说明在这一点上,北方之魏与南方之齐,倒是不约而同自期“中国”,而把高句丽、百济、勿吉、契丹、氐、宕昌、邓至、蛮、獠、西域、蠕蠕、林邑、扶南、倭国等,列在过去记载“周边”的“蛮夷”部分,算是朝贡之国。
  “胡化”与“汉化”:帝国向南再向南
虽然中国并不总是“统一”,但如果从“统合”角度看,人们还是觉得秦汉所奠定的那个范围内才是“中国”。在西北方向,地处嘉峪关内今陕甘宁等地的河南、宕昌、邓至、武兴,仍被排在高句丽、百济、新罗、倭国、扶桑之后,列入“夷貊”;西南方向,在今天并非“边疆”已是“内地”的川黔鄂湘,当时也还是“周边”,荆州、雍州、豫州之蛮人,也还是被叫做“蠢尔蛮荆,大邦为雠”,与西域高昌、滑国、龟兹诸国同列一传。显然,这就是当时人对于“禹域”、“华夏”或“中国”的共识,当时政治疆域虽然拓展,而对周边之文化、族群却尚未“统合”。周一良(1913–2001)曾指出,南豫州、郢州、湘州、荆州、司州、雍州的“蛮”,湘广的“俚”、江州、浔阳、南昌、武陵的“溪”、荆州、梁州、益州的“僚”和扬州的“山越”,都未必成为华夏之人,还要有军事征服和大量殖民,才能使这些地方逐渐成为“中国”。谭其骧(1911–1992)也曾专门写〈湖南人的由来〉和〈近代湖南人中之蛮族血统〉指出「湖南地在古为苗、蛮所居,本非汉家之故国。依理除苗、蛮外,自无所谓土著;凡是汉人,莫非他处所徙移而来者”。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中古时期,特别是东晋之后“华夏民族之第一次大南徙”,正由于汉族人大量殖民,因此湖南渐渐“统合”成为“中国”之内,所以从“隋之开国至于唐开元”,一直没有蛮乱的记载,谭其骧猜测,在这个时代,那里的蛮族“已皆归化为王民乎”。
1914年,日本学者桑原隲蔵(1871–1931)曾经提出一个说法,说“中国历史从某一方面来看,可以说是汉族文化南进的历史”。他认为,魏晋以后一千年“正是中国文化中心移动的过渡期,这一过渡期开启的关键就是晋室南渡”。其实可以补充的是,这同时也是北方异族不断南下的时代,甚至整个中国史大趋势,也都可以说,就是异族从北方南下,融入汉族,汉族本身,也逐渐胡化;汉族从中原南下,将南方汉化,汉族本身,也逐渐蛮化。也就是说,随着战争、移民和开发,巴菲尔德(_omas J. Bar_eld)所说的北方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异族一波一波地南下,汉族的政治-文化核心区域渐渐“胡化”,而原来北方的汉族又一波又一波地南下,中古时期就在南方设置郡县,甚至在异族地区设置特殊的左郡左县、獠郡、俚郡,这使得南方原本百越荆蛮洞溪区域渐渐“汉化”。除了晋室南渡之外,唐代安史之乱、北宋靖康之变也引起人口与文化的南迁,明清的移民更导致汉族政治文化区域之扩大,正如移民史研究者所说,“西晋末永嘉年间(307–312)开始,唐代安史之乱(755 年)后和北宋靖康之乱(1126年)后的三次人口南迁都有100万以上至数百万的规模,明朝初年的大移民涉及的人口更多”,明代的大量移民和明清的改土归流,更使得原本百越荆蛮溪洞所在的地区,渐渐从“外”而“内”,成为“中国”。
当然,古代中国的历史太长,疆域变化也极为复杂,这里无法一一细说。我想,需要指出的是以下三点:
第一,“中国”作为政治-文化核心区域,从秦汉奠基之后就大体稳定并延续,但是它并不一定是固定的政治王朝,有时候它是天下帝国的核心区域(如秦汉隋唐),有时候它横跨分裂的若干帝国(如南北朝),有时候它与收缩的帝国重迭,或者几乎就是帝国(如宋明),有时候它与异族王朝的疆域并不重迭却是帝国核心区域具有政治-文化认同意识的共同体(如蒙元、满清)。
第二,历代王朝之疆域,会随着战争与移民而变化,但无论帝国疆域如何变化,这一“中国”始终存在,换句话说就是,即使没有统一帝国,但“中国”却始终存在。尽管它曾“胡化”与“汉化”交错,既有北方的汉族胡化和胡族汉化,也有南方的蛮族汉化与汉族蛮化,但是“中国”这个政治-文化共同体,在这种历史变迁中,仍然维系了它的基本特性,并从中心向周边扩大。
第三,以政治控制、族群生活、制度趋同三个指标来看,古代中国之扩大,是一个不断征服、移民和并入的过程。首先是政治控制,随着王朝军事征服,也就是“命将出师,恣行诛讨”,往往最先使其成为帝国疆域;其次是族群的生活空间,随着移民(或者殖民)的日益加速度,越来越多的区域也渐渐“汉化”而成为“中国”;但最后则是制度趋同和文化认同,这也许要到各个原本自治的夷狄蛮戎区域,最终如明清之改土归流或如日本之撤藩置县,才使得这个地区改变了文化与生活方式,这才算真正成为“中国”。


评论(2)
热度(40)
  1. 共1人收藏了此文字
只展示最近三个月数据
 

© 有害书籍同好会 | Powered by LOF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