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学译林|希腊化世界的战争：停滞，抑或发展？
原著
麦吉尔大学历史与古典学教授
约翰·塞拉蒂（John Serrati）
译注
微博知名历史博主
早期文明比较研究工作坊
本文原刊Brian Campbell&Lawrence A. Tritle主编《The Oxford handbook of warfare in the classical worl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版.译文仅供教研，请勿作商业用途，著作权归于原作者及出版社所有。原文注释为尾注，为方便排版，统一调整为随文注。
关于本文
我们
Lyceum，源自古希腊语Λύκειον，我们译为“蓝色木”。亚里士多德以此命名他的学园，我们也期待在这里与诸位交流学艺，漫议社会、人生。古希腊的Lyceum以漫步论学著称，我们也期望在“蓝色木”中与诸位作知识与美的逍遥游。
希腊化世界的战争：停滞，抑或发展？（上）
The Hellenistic World at War：Stagnation or Development?
原著丨约翰·塞拉蒂（John Serrati）
麦吉尔大学历史与古典学教授
译注丨CSEC工作坊
微博知名历史博主
（本文原刊Brian Campbell&Lawrence A. Tritle主编《The Oxford handbook of warfare in the classical worl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版（图1）.译文仅供教研，请勿作商业用途，著作权归于原作者及出版社所有。原文注释为尾注，为方便排版，统一调整为随文注。）
图1.《The Oxford handbook of warfare in the classical world》封面。
希腊化世界（图2）诞生于战争之中，同样它的历史也主要是由军事发展所促成的。亚历山大征服东方与罗马击败托勒密埃及，标志了这一时期的起讫。在这之间的三个世纪中，马其顿出身的国王们经常相互征伐，将大量资源投入到规模前所未有的野战部队身上，希腊化世界的战争几乎影响到当时希腊世界东部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非常令人惊讶的是，我们的史料来源甚至懒得记录下它的细节，因此想必每个人都熟悉军队、武器、盔甲、士兵和军旅生活，以及战争对社会面貌的影响。雇佣军——希腊化时代的军队主力——出自地中海和近东地区的各行各业，他们还常常被用作驻防部队，与平民混居。此外，对战争的描绘出现在艺术、陶器、铭文和铸币上。战争是这一时期历史和技术指南的关键主题，同时它也是是各政权间的主要交往方式——无论以谈判、条约还是开战的形式（见Chaniotis 2005：2-3,243,247；关于艺术中对战争的描绘，参见Rice 1993：225-7）。
图2：希腊化世界（地图取自Andrew Erskine ed.《A Companion to the Hellenistic World》，p.20）
虽然在4世纪上半叶（文中提及的年代均为公元前——译注）的希腊人中可能普遍存在着冲突，但战争——除了斯巴达——在古典时代的文化中从未像在希腊化时代的马其顿人身上那样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后者被恰如其分地描述为狂热的帝国主义者（hyper-imperialist，Eckstein 2006：101-13）。正如在腓力二世之前，马其顿社会在4至3世纪仍处于部落战士精英阶层的统治之下。希腊化世界的马其顿将军仍须通过前线作战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而传统上国王只是被视为战士中的指挥官，即仅仅拥有职权而非地位上的优势（见Beston 2000; Walbank 1984：81-4）。因此，虽然古代和现代的一些说法经常强调统帅在特定战役中的作用，但大多数主要史源提醒我们战斗的胜利更多属于集体成就（例如，Diod。18.50.2，5,54.4; Plut.Demetr.15.3，Eum.12.1; cf. Austin：455; Errington 1976：158-9）。马其顿人的武士理念揭示了希腊化时代战争不断的原因。战争是亚历山大的继业者（Diadochi）发动的，他们都是将军和战士。从理论上讲，和所有马其顿国王一样，他们应该拥有策划和发动大规模战役的能力，算计敌方军队，制订出坚实的战场战略，然后亲自率领将士踏入战场。这种姿态不仅削弱了统帅在战场上的效率——即便不考虑胜败，指挥数千名缺乏可靠通信系统的人想必已经足够困难——此外还将统帅暴露在更大的风险之下，希腊化时代的君主由此遭受了这样的风险：他们阵亡的情况时有发生（参见Sabin和de Souza 2007：406-9; Wheeler 1991：121-3）。
注释：
1. 继业者是指在亚历山大去世后，为争夺帝国统治权而混战的一群亚历山大的亲属、将领和朋友，战火从印度河谷一直蔓延到马其顿本土，他们后来建立的王国统称为“继业者王国”，主要继业者王国包括塞琉古王朝、埃及托勒密王朝、安提柯王朝等。
希腊化世界的历史反映了继业者们的武士理念，亚历山大帝国实际上是马其顿人的帝国，因为在赢得它的过程中，统帅与将军们都作出贡献。由于亚历山大身后没有明显的继承人涌现，那么为何继业者们不能角逐他们用超过10年的远征才赢得的帝国呢？难道帝国不应由被证明是最强大的那个人来继承吗？这正是在腓力二世之前的时代所发生过的事情，因此，在亚历山大去世之后发生此种情形并不奇怪，只有战争的规模发生了变化。
希腊化时代军队的基本单位仍然是腓力二世和亚历山大所使用的方阵步兵。等到征服波斯的马其顿精英骑兵退役或死亡，方阵重回古典世界希腊军队主力军的地位。古典战争的其他特点在城邦时代已经衰落很久之后仍然延续：战争和政府财政继续紧密相连，战争的收益被期待用于促进该国军事和政治的进一步发展；优质的可耕地仍然是征服的主要目标，而拥有丰富森林资源的地区仍然受到重视，因为木材是造船所必需的；海军在希腊城邦中维持了它们的重要性，在这一时期，海军战术——主要是撞击、接舷和破坏敌舰的桨——基本上没有改变。然而，尽管存在连续性，但仍有许多重大的变化。与其古典时代的前辈相比，如今军队的规模要庞大许多。317年，安提柯（Antigonus）和欧迈尼斯（Eumenes）在帕莱塔西涅（Paraetacene）会战的总兵力将近8万人。而在整整一百年之后的拉菲亚（Raphia），安提奥库斯三世（Antiochus III）和托勒密四世（Ptolemy IV Philopater）出动的部队总数接近14万人（Diod.19.27-8; Polyb.5.79）。在希腊化世界中，战争成为地理上巨大的现象，覆盖整个平原或山谷。战争本身不再局限于本地冲突和边界争端，在这两种情形下，方阵步兵只会在一个战场上相遇并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分出胜负。冲突现在发展为高度成熟的战役，统帅们在交锋之前的几个月就开始大规模的动员和行军。结果指挥官们自身被迫变得更加专业：精心谋划和准备战役，以及研究他们的对手乃至战争本身。为了推动这一事业，关于战争艺术的技术手册在希腊化世界出现了激增（参见Chaniotis，445-8）。
注释：
2.欧迈尼斯长期担任马其顿王室书记官一职，在继业者战争中支持阿吉德家族（即腓力-亚历山大一系），在战场上数次击败安提柯，最终因内部倾轧，遭麾下银盾步兵背叛而死。
3.安提柯即安提柯一世，马其顿安提柯王朝的建立者。曾任亚历山大的大弗里吉亚总督，继业者战争开始后势力不断坐大，击败欧迈尼斯后已经统治了整个小亚细亚和黎凡特，其他继业者组成反安提柯同盟，301年双方在伊普苏斯发生激战，安提柯阵亡，领土遭到瓜分，希腊化时代的基本版图由此形成。
4.安提奥库斯三世是塞琉古王朝第六位君主，在他的统治下，王国击败内外部敌人，版图接近鼎盛时期，实现了中兴。然而晚年（190年）在马格尼西亚惨败于罗马联军导致之前的征服成果一夜间化为乌有，塞琉古王朝从此一蹶不振。
5.托勒密四世是托勒密王朝第四位君主，他在第四次叙利亚战争（221-217年）的拉菲亚战役中击败安提奥库斯三世，保住了埃及对巴勒斯坦地区的控制，然而由于内政紊乱，从他的时代开始，托勒密王朝日益衰落。
统帅不仅更有才能，而且他们所指挥的庞大军队现在主要由雇佣兵组成，后者的唯一工作就是战斗。与古希腊的公民士兵不同，雇佣兵必须得到报酬，他们对报酬的要求很高，此外还包括福利和奖金。这种漫长的战役与庞大而昂贵的军队相结合，意味着希腊化国家不得不为军饷和后勤投入大量资源：这是迄今为止希腊化时代的战争中发生的最大变化。尽管如前所述，战争和财政之间的联系并不新鲜，希腊化诸国需要新的收入来源，以获取采购武备、供养军队以及发动战役所需的资金，在希腊世界中首次出现了完全为进一步实现军事目的而服务的国家经济。事实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希腊化时代经济存在的目的，主要就是为了满足各国君主发动战争的需求。
关于希腊化时代的军队，近几十年来对诸如战略和战术、陆军和海军的招募与组成、攻城战、武器与甲胄、个人与战争、个人与战役以及统治者等众多主题都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战略与战术: Garlan 1999;军队构成: Bar-Kochva 1976; Couvenhes 2004;海战: Rice 1991; Rougé 1981;攻城战: Kern 1999; Lawrence 1979; Marsden 1969–71; McNicoll 1997; Winter 1971;武器与甲胄: Lumpkin 1975; 个人与战争: Hammond 1988; Préaux 1989;个人与战役: Billows 1990; Gabbert 1983; Heinen 1984; Préaux 1989;统治者: Billows 1990, 2007; Bosworth 2002; Capdetrey 2007; Garoufalias 1979; Grainger 1990; Heckel 1992.）。最近一些著作揭示了迄今为止被忽视的领域，如帝国主义理念、财政以及战争的社会和文化影响（例如，Austin 1986，Archibald 2001; Billows 1995;Lévêque1968; Serrati 2007）。学术界的关注点也正在从主要继业者王国和他们的军队转移到对城邦层面军力与冲突的考察上，揭示了古典世界的延续性以及这些小型政治体在这个被强加给他们的大规模战争的时代中如何应对政治和军事领域的变化（Baker 2003; Bernand 1999; Chaniotis 2005; Ma 2000）。
军 队 的 组 成
步兵
步兵的使用可分为两个阶段。在亚历山大去世后的几十年里，战术、军队的组成和战斗指令仍然像以前一样：由多种特种部队支持的方阵步兵用于与敌军相持，或通过自身的规模驱赶对方进入特定地形。与此同时，精锐骑、步兵将作为主要的突击部队，通过击败对方骑兵以实现侧翼包围，或利用对方阵型中的空隙——从理论上讲——为本方带来胜利。正如在亚历山大和腓力的领导下，方阵步兵在4世纪晚期到3世纪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每个士兵接受的严格训练和操演（参见Arr.Anab.7.23.1-4; Curt.8.5.1; Diod.17.108.1-3）。事实上，马其顿方阵在4世纪至3世纪初所执行的演习，特别是使用假装撤退的战术，对于携带6.5米长矛的士兵来说绝非易事，如果没有频繁的演练，就不可能在战场上准确实施（Diod.16.86; Polyaenus，Strat.4.2.2），当然马其顿步兵也是坚韧的战士（例如，Diod.18.7.2,9.3,29.5; Just.11.6.4; Plut.Eum.16.4）。但是，当追随腓力、亚历山大和继业者们的几代人去世后，我们注意到战术发生了明显转变：方阵步兵重返其古风和古典时代的根源，成为希腊化军队的核心（比如 Hammond 1984：51- 4）。希腊化军队对雇佣军的严重依赖以及一些希腊国家建立的精英部队（epilektoi），确保了军队保持职业化，但他们在操演和指挥的精细程度上与腓力和亚历山大时代不可同日而语。精英骑兵的缺乏和马其顿步兵训练质量的衰退意味着3世纪中晚期之后，方阵步兵不再具有早期的机动性，因此战斗变成了两军方阵之间的缓慢接战，这些方阵在规模上的膨胀弥补士兵素质的不足，这个肿胀的方阵变得愈加僵化和死板。希腊化时代很少有将军试图解决这个缺点，主要是因为他们发现自己总是在与（军队结构）相似的敌人作战，所以当后来被迫与拥有更具适应力军队的对手——特别是帕提亚和罗马——作战时，他们往往束手无策。
限制希腊化时代方阵机动性的另一个因素是著名的萨里沙（sarissa），一种由山茱萸木制成的长矛，长度从6米到7.5米不等（关于山茱萸木，Polyb.18.29.1; Arr Anab.1.15.5）。这是每位方阵步兵的制式装备，源自腓力二世的军事改革。萨里沙在沉重的木杆尾端配有一个大铁锥，这个沉重的矛尾起到了平衡作用；当矛头磨损断裂时，它可以插入地面以提供额外的防御能力；暂时不使用时，也可以用来插放。萨里沙为方阵步兵在进攻中提供了巨大的威力，它使方阵几乎无法被敌人——尤其是骑兵——从正面穿透。尽管如此，萨里沙非常笨重，使用起来很费劲；与此同时，它严重限制了方阵在接战后转向或机动的能力，并使阵列容易受到来自侧翼和后方的攻击。
萨里沙的长度意味着只有方阵前五行的士兵可以平握他们的长矛（图3），剩余行列只能将他们的萨里沙指向上方，作为抵抗投掷武器的屏蔽。结果，虽然方阵中所有人都佩戴头盔，但只有前五排士兵穿着了各种类型铠甲——通常是金属或皮革质地的胸甲和护胫。由于萨里沙需要双手持握，所以方阵兵的圆盾比古典时代重装步兵所使用的要小得多，并且是用系在脖子周围的皮带来固定的。如果方阵被突破，那么方阵步兵就会抛弃长矛，转而使用短剑用于近身肉搏。所有这些装备都不太可能由国家提供，就像在古典时代一样，装备更可能是由每个士兵所有并维护。在希腊化世界，由于许多作战人员由雇佣兵充任，所以这就更加确认了上述推测。因此，除了个别雇佣兵团——甚至在那里也未必，在圆盾与萨里沙之外，士兵之间几乎没有统一的装备。
图3.马其顿方阵示意图（Theodore A.Dodge《Alexander: A History of 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the Art of War》，pp.146-147）。
1世纪的军事理论家阿斯克列庇欧多图斯（Asclepiodotus）为我们提供了马其顿方阵的细分图表（Ascl.2.1,8-10）。现代学者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他和埃利亚努斯（Aelianus）的著作中对希腊化军队的描述只是纸上谈兵的理论性质。因此，这些作品以如此高度公式化和图式化的方式呈现方阵，使得它们对现代学者几乎没有实际价值。虽然毫无疑问，二氏都只是在纸面上呈现出方阵的战术价值并且几乎忽视了继业者王国之间的军队差异，但对史料的检验认为几乎所有的方阵细分的术语不仅出现在主流古代作家中——包括阿里安和波利比乌，还出现在近现代发现的抄本和铭文材料中。事实上，阿斯克列庇欧多图斯从未声称以实战角度来写作。即使只是在理论上，所有有组织的军事力量都被视为满编战斗力和充分利用每个士兵。因此，通过谨慎使用并且知道实战考虑、时代演进和地理差异会改变每个军队的方阵，没有先验理由拒绝这些战术手册；事实上，当代希腊化研究的成果往往证明了它们的可靠性。
注释：
6.埃利亚努斯是公元2世纪生活在罗马的一位希腊军事作家，他将自己讨论希腊军事理论的著作《论希腊人的战术（On Tactical Arrays of the Greeks）》献给了哈德良皇帝，他对罗马军队和海军战术亦有研究，可惜相关作品今已不存。
希腊化时代的方阵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腓力和亚历山大的模式。方阵步兵的主要单位是包含256名士兵的“营”（syntagma，图4）。虽然这个术语几乎仅见于阿斯克列庇欧多图斯（2.8），但它具有实际意义，因为它为指挥官提供了一个完美的16×16方队。这也与波利比乌一致，他指出希腊化时代的方阵通常是十六行；这也是指挥官在方阵之外所能够部署的最小编队（Ascl.2.9; Polyb.18.30.1）。因此，所有较高和较低的层级都是从这个单位本身进一步划分的。其下第一级单位是128人组成的“连”（taxis），在亚历山大和继业者军队中对连队的运用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上这个词本身就很古老。不幸的是，史料有时会在一个模糊的背景下使用它：有时它只意味着“编队”，一群人数不多的士兵在较大的方阵之外行动。
然后将方阵进一步划分为四个64人的“排”（tetrarchia）和8个32人的“班”（dilochia）。这两个术语都可以在军事作家之外的文献中找到，并且没有理由怀疑希腊化步兵在这种层级下部署。然而，对于16人“纵队”（lochos）——据说这是马其顿方阵的最小单位，同样也不能说是不合理的。考虑到波利比乌的说法，即希腊化时代的方阵部署为16行，这样一个单位的存在是合乎逻辑的。尽管如此，像“连”一样，“纵队”也是一个古老的军事术语。同样的，在存世的希腊化时代史料中也找不到它。因此，虽然16×16的编队在理论上可以进行这样的细分，但没有证据表明这个术语的真实性。
图4：方阵内部层级示意图（John Warry《Warfare in the Classical World》，p72.）。
当涉及到方阵的较大编制时，我们的信息相对明确，与它的次级编制一样，似乎也是基于“营”。抄本文献证明了512人编队（pentakosiarchia）的存在，而1024人编队（chiliarchia）是亚历山大经常使用的单位。波利比乌以及其他史料确认了2048人编队（mertches）、4096人编队（phalangarchia）以及8192人编队（diphalangia）的运用。因此，阿斯克列庇欧多图斯的方阵，在纸面上，将拥有16384人的兵力，分为1024列，每列纵深16人。当然，这样的数字理论色彩很浓，不能代表亚历山大或继业者寻求的设想。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无论规模如何——这其中肯定有巨大的变化，希腊化时代的方阵是马其顿式军队的一个组织度很高的构成部分，它的基础似乎是对“营”队的倍数扩充或细分。此外，在马其顿-希腊化背景下，这些似乎或多或少都是普遍现象的。考虑到3世纪和2世纪大国出动的军队规模，对方阵层级的利用仅仅是为了证明当时军队高度组织化和专业化的特征。有证据表明方阵在战场上的高效和层级指挥-控制结构的存在应被视为其成功的主要因素。
在3世纪中叶以后，方阵已成为马其顿军队的主力，并发展成为一种进攻性的突击手段。战场战术是围绕方阵的移动而设计的，现在的计划是以初次冲锋压倒敌人。当这种计划没有达成时——就像经常发生的那样，胜负将由敌我方阵长时间的近身格斗来决出，这一不可避免的情况是由于希腊化方阵的机动性非常有限，这是其设计师腓力不曾想到的。由于个别士兵在使用萨里沙方面变得不那么熟练，所以他们越来越害怕在阵型中出现间隙并破坏其内聚力，这将导致方阵无法发动有效的冲锋，并且一旦接战，几乎不可能在没有制造混乱的情况下从战斗中脱身。此外，即使它可以进行机动，其范围也仅限于平原，而可容纳十万名步兵的平原往往很少。简单地说，毫无疑问这样一个方阵的冲锋威力可能是毁灭性的，而且这种阵型仍然不能被骑兵从正面突破。但是它的局限性大大超过了它的优势，特别是当它的侧翼没有受到保护时，它将证明无法战胜洞察其弱点的将军。因此到了2世纪，当马其顿式军队与不使用方阵的军队交战时，我们看到了许多用来反制它的战术。
对抗希腊化方阵最有效的方法是攻击其脆弱的侧翼和后方。使用萨里沙的士兵很难转向以便对准一个没有迎向方阵正面的敌人，结合后11行士兵未穿戴铠甲的情况，意味着敌人对方阵侧翼和后方的攻击非常可怕，往往将决定胜负。因此偶尔会尝试在战线周围部署一支部队，并在方阵的后面造成惊慌。根据波利比乌（18.26）的说法，这一策略被罗马人在197年的狗头山（Cynoscephalae，图5）战役中用于反制腓力五世的方阵，当时弗拉米尼努斯（Flamininus）的军事护民官抓住机会，在右翼呈现胜局后率队绕到马其顿军队背后。
图5.狗头山（库诺斯克法莱）战役示意图
上述这种机会是罕见的，对手的首选策略是攻击侧翼。这可以通过调离方阵两翼作为保护力量的骑兵来实现，就像301年在伊普苏斯（Ipsus，图6），德米特里乌斯（Demetrius）的骑兵所遭遇的调离一样，或者像罗马人及其盟友在马格尼西亚（Magnesia）那样，完全击溃安提奥库斯三世的骑兵。这一策略广为人知，甚至在马其顿人中也是如此，他们经常互相使用。然而随着3世纪希腊化诸国骑兵质量的下降，这一策略的成功概率显著提高。在有地理断层的区域，方阵也很脆弱，因为这会导致其出现间隙。敌军可以利用这些间隙突入方阵，他们通常会发现方阵兵要么因为手持萨里沙而行动迟缓，要么装备很轻、经常训练不足，很容易被击溃。这种战术也经常被使用，最著名的例子是168年保卢斯（Aemilius Paullus）在皮德纳（Pydna）大胜马其顿的珀尔修斯（Perseus，Frontin.Str.2.3.20; Livy 41.6-8; Plut.Aem.20.4）。
注释：
7.珀尔修斯是腓力五世之子，安提柯王朝末代君主，197年腓力五世兵败狗头山之后，马其顿遭到严重削弱，珀尔修斯敌视罗马，在腓力五世去世前进谗，导致他亲罗马的长兄德米特里被腓力五世下令处决。179年珀尔修斯继位后，继续执行反罗马政策，导致罗马发动第三次马其顿战争。168年珀尔修斯兵败皮德纳，沦为阶下囚，马其顿王国覆灭，成为罗马行省。
图6.伊普苏斯战役示意图
对方阵采取的更直接但效果较差的策略是使用轻装部队来攻击其长矛幕墙的利刃。我们只有一个证明其成功的例子：波利艾努斯（Polyaenus，Strat.2.29.2）称斯巴达的克利奥尼穆斯（Cleonymus）在270年代早期在埃德萨（Edessa）对抗马其顿方阵时使用了这一战术。如果证明侧翼机动不可能或崎岖地形不可用，那么这可能是切开希腊化方阵的唯一选择。通过砍掉他们的矛头，萨里沙变得毫无用处，由此可以发动正面冲锋，而方阵兵将被迫单独作战。这个策略涉及相当大的风险：史料称士兵必须用一只手牢牢抓住一支萨里沙，同时另一只手挥剑砍断矛柄。在这样做时，他将自己暴露在危险的反击之下。这就是罗马人在皮德纳的行动，虽然他们让马其顿人损失惨重，但他们自己也遭受很大伤亡。尽管如此，罗马人坚持不懈，最终将马其顿人纠缠到崎岖的地块上，从而摧毁了马其顿方阵（Livy 44.41-42）。
注释：
8.波利艾努斯是生活于公元2世纪的马其顿作家，他以八卷本的《战略（Stratagems in War）》一书而闻名，据说他将此书献给了指挥罗马-帕提亚战争（161-166年）的共治皇帝马可·奥勒留和维鲁斯。
一旦方阵从一支多兵种且效能平衡的军队中的一个整体部件变成军队的主力，那就已经超出了它的能力。缺乏足够数量和训练的人员，方阵的弱点太多，一旦希腊化诸国从彼此间的战争转向面对来自外部的、训练有素且经验丰富的军队，就很容易遭到针对。
然而，在3世纪末到2世纪陷于停滞的战术中也有例外。一些将军确实认识到了方阵的弱点，并且着手试图进行改革。事实上，这个过程始于亚历山大。331年在高加美拉（Gaugamela），一支马其顿军队配备了预备队。这项创新立即带来了成功，当时方阵遭受着波斯骑兵的猛烈攻击，亚历山大投入这支预备队，挽救了方阵，赢得了战役胜利（Arr.Anab.3.12-14.6; Curt.4.13.30-2）。但在希腊化世界战术僵化状态中唯一真正例外也许是伊庇鲁斯的皮洛士（Pyrrhus，图7）。他比包括继业者们在内的所有亚历山大时代之后的人都更明显地认识了骑兵质量的下降和多兵种的运用，并试图解决包括方阵衰落在内的这些问题。279年，在阿斯库路姆（Ausculum）对抗罗马人时，他在方阵之间部署了当地的意大利征召兵，不仅可以防御侧翼机动，还可以缓解方阵间隙造成的威胁（Polyb.18.28.10）。回到希腊后，他将这种轻装步兵，即持盾步兵（thureophoros）引入到希腊化军队中。轻装部队主要用标枪和剑进行战斗，同时用盾牌（thureos）——一种皮洛士盟友和他的罗马对手广泛在意大利使用的大型椭圆形盾牌——保护自己（持盾步兵: Diod. 22.9.1; Plut. Phil. 9.1. Contra: Ma 2000: 354; Santosuosso 1997: 149,有人认为持盾矛兵是对281年入侵小亚细亚的加拉泰（Galatian）步兵的模仿，图像描述参Fraser and Rönne 1957: plates 1.1, 2.4; Bothmer 1961: n. 109; 亦见Sekunda and de Souza 2007: 339–41.）。灵活的持盾步兵比方阵步兵更适合崎岖地形，它们可以部署在方阵前方作为袭扰队或在其侧翼提供保护。正如在阿斯库路姆，持盾步兵可以穿插在方阵之中，以填补可能产生的任何空隙。皮洛士还从塔伦图姆（Tarentum）带回了投掷标枪的骑手作为机动的投射骑兵，也许也是为了弥补训练有素的马其顿重骑兵的匮乏。这些迅捷的骑手可以用作袭扰队，也可以作为保护方阵侧翼的骑兵的补充。它们还可以作为攻击敌军方阵侧翼或后方的力量。在皮洛士之后这种骑兵被许多希腊化军队采用，无论其人员来自哪里，他们普遍被称为“塔兰托骑兵（Tarentines）”（参见例如IG 2.2.2975; Arr.Tact.4.5-6; Diod.19.29.2,5,39.2-6; Livy 37.40.13; Polyb.16.18.7;以及 Bugh 2006：273-5）。在皮洛士之后，我们几乎找不到步兵战术创新的尝试，直到2世纪中期军队开始完全抛弃方阵。
图7.皮洛士入侵意大利
尽管如此，虽然持盾步兵和塔兰托骑兵在希腊化时代首次出现，但希腊和马其顿军队之前就开发了其他类型的特种单位。这些包括亚历山大时代的持盾卫队（hypaspists）和阿吉里亚轻盾兵（argyraspides，参见Heckel 162-78）。虽然通常认为这两个兵种为同一类型，但狄奥多鲁斯（Diodorus，19.28.1）在对欧迈尼斯出战帕莱塔西涅的军队描述中清楚地区分了它们。二者似乎都是受过多种武器训练的精英部队，因此能够承担高度专业化的任务。我们发现他们在方阵中与手持萨里沙的长矛兵并肩战斗，通常发挥核心作用，并往往决定战斗的胜败。在普莱塔西涅，他们是击溃安提柯方阵的决定因素，其中狄奥多鲁斯（19.30.5-6）说，
由于马其顿军中阿吉里亚轻盾兵[的出色表现]，欧迈尼斯的军队获得了胜利。这些士兵多年前已经声名远扬，但由于他们出色的技巧和勇气，没有人能够抵挡他们的进攻。因此，虽然只有三千人，但他们却是整个军队的精锐。
狄奥多鲁斯（19.41.2）随后告诉我们“由于他们的经验和力量，以及通过战斗习得的技巧和勇武，他们在战场上所向披靡。”这种技能超越了方阵，我们也发现他们执行专门的任务，需要在崎岖的地形上快速移动。这些类型的部队受到许多继业者王国的追捧，他们寻求这样的军队为自己服务。
持盾卫队和银盾步兵（Silver Shields）无论是否为同一兵种，他们都在亚历山大麾下进行战斗，然后继续为继业者们服役，直到他们退役或阵亡。随后，希腊化时代的君主延续了维持特种步兵的传统，以他们盾牌颜色作为识别。
许多希腊国家从未思考过方阵之外的选择，由于这种沉迷，他们迅速被罗马一一征服。然而，那些避免或逃脱被迅速征服命运的人开始放弃方阵，转而使用完全由其他兵种组成的军队，例如持盾步兵和阿吉里亚轻盾兵，以及组成罗马军团的步兵，后者现在已经成为地中海世界最有效的和最致命的武装。早在2世纪中叶，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开始向罗马体系靠拢，其他势力也逐渐跟进（Sekunda and de Souza 2007：354-6）。这个过程在本都（Pontus）国王米特里达梯六世（Mithridates VI）时代达到了顶峰，本都王国最迟在70年代拥有一支以罗马式步兵为核心的军队，由持盾步兵和铜盾步兵（chalcaspides）等特种部队提供支援（Caes.Alex.39-40; Frontin.Str.2.3.17; Plut.Luc.7.4，Sull.16.7）。因此到了1世纪，马其顿方阵已不复存在；由萨里沙矛兵组成的、几乎无法从正面穿透的方阵，在腓力和亚历山大的军队中表现卓越，但在这里它只是训练有素的马其顿军队中的一个兵种。在3世纪之后，方阵成为希腊化军队的主要进攻部队，这一角色是之前从未设想过的。再加上方阵步兵及其指挥官的质量下降，在与机动性与训练度更优的部队交锋时，方阵难以招架。
骑兵
在征服亚洲的军队中，马其顿骑兵是多兵种军队的主要攻击力量。骑兵通常从小就接受了精良的训练，因此他们的战场机动神速而准确，且往往具有决定性。骑兵不仅保护了步兵方阵的两翼，还创造并利用敌人阵型中的空隙，执行复杂的侧翼机动，就像在高加美拉一样。这支骑兵部队在301年的伊普苏斯战役完成了谢幕表演，此时绝大部分亚历山大时代的老兵要么阵亡要么退伍。在伊普苏斯之后，重装骑兵在希腊化世界的希腊军队中，主要作用是保护方阵的两翼。击败对方骑兵则是一个额外的战略目标，因为这可能会使敌人的步兵暴露在侧翼攻击之下。 但首要任务始终是防御性的，以确保方阵能够不受阻碍地前进。因此骑兵的角色之后很少再具有决定性了。
导致骑兵使用的减少和希腊军队中方阵重要性上升的原因一开始并不是——正如有时候所认为的——指挥官们招募和部署骑兵数量的下降，而主要是由于骑兵质量的下降（参见Spence 1993：157，n.145,177; Sage 1996：206; Sekunda和de Souza 2007：345）。简而言之，希腊化时代的君主们不愿意对精英骑兵进行投资。在腓力和亚历山大的伙友骑兵（图1）中普遍技艺娴熟的骑手需要几代人的时间才能锻炼出来。如果军事马术在贵族中没有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如四世纪的马其顿和中世纪的西欧——那么必须为搜罗、训练、供养有能力的骑手，甚至更重要的是马匹，投入巨大的资金。由于继业者们认为这些承诺无法实现，因此骑兵质量的下降便是不可避免的了。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步兵自然会重获战场上的首要地位，并且随之而来的是对骑兵需求的减少，因此骑兵的招募规模也越来越小。腓力和亚历山大对骑兵的成功使用不应被视为开启了新时代，而只是一个骑兵决定战场胜负的短暂时期；之后，虽然骑兵的规模仍然大于古典时代，但他们在战斗中的作用显然是次要的（参见Gaebel 2002：261-2）。
注释（注释为译者所加，下同）：
1. 伙友骑兵，得名于希腊语Hetairoi，意为“国王身边的人”。其出身不限于贵族和本国人，剧作家欧里庇得斯也获得过国王阿基劳斯的“伙友”头衔。伙友骑兵是腓力和亚历山大时代的精锐近卫骑兵，与国王关系紧密。
画家Giuseppe Rava笔下的亚历山大与伙友骑兵（来源：Pinterest）
然而在其他方面，通常被称为“马其顿人”——无论其来源如何——的希腊化时代重骑兵，仍然与腓力和亚历山大时期一样。骑手穿着像伙友骑兵那样大而鲜艳的披风，他们继续佩戴头盔、胸甲以及靴子，因为骑手的腿既需要夹住马匹，也需要控制缰绳的捆缚（参见Kähler1965：图16-19描绘了希腊化时代的马其顿骑兵）。在亚历山大时代，骑兵有时称为萨里沙骑兵（sarissophoroi，Arr.Anab.1.14.1,6,4.4.6），一些学者认为他们以步兵的萨里沙长矛作为主要武器进行战斗（参见Bugh 2006：272和Markle 1977：333-8）。然而，大多数史料倾向于将亚历山大以及继业者的马其顿重骑兵称为标枪骑兵（xystophoroi），这表明他们的主要武器是投枪（xyston）或长枪，考虑到他们的迅捷，后一种说法更可信（Arr.Anab.1.15.5-8,16.1; Ascl.1.3; Diod.19.27.2,29.2; Plut.Alex.16.11）。
马其顿骑兵在3世纪中期开始配装盾牌，这进一步完善了他们的套装（Kähler1965：Plates 16-9）。这种创新可能再次始于皮洛士，因为据称他在意大利使用了配装盾牌的骑兵。这可能是因为它代表了对马匹和骑手提供更多保护的趋势，因为它只是在安提奥库斯三世将全覆甲骑兵（kataphraktoi，字面意思是“全副武装”）引入希腊化战场之前不久出现的（Polyb.16.18.6-8；参见Diod 13.109.2,22.8.5，但他的用法似乎不合时宜）。这预兆了一千多年后出现的中世纪骑士，他们是从头到脚穿着链甲或链甲与板甲相结合的骑兵。马匹通常同样受到很好的保护。这种类型的骑兵起源于亚历山大帝国东部的游牧民族，并成为帕提亚军队对抗塞琉古王朝的兵种之一。安提奥库斯最有可能是在他的东方战役（209-204年）期间首次遭遇了全覆甲骑兵并很快引进了他们。与马其顿重骑兵一样，全覆甲骑兵需要专门的训练；为了支撑装甲的额外重量，也需要并且是投入可观的代价来培育更大的战马。因此，与常规的马其顿重骑兵一样，希腊化时代的统治者似乎对使用这种骑兵没有什么兴趣，因为他们不愿意投入生产优质骑兵所需的资源和时间。因此，全覆甲骑兵并没有在塞琉古王朝之外传播开来，甚至在这支军队中他们的数量也很有限。然而它们显然是很有战斗力的，因为经常被安提奥库斯用来对抗罗马人（Livy 35.48.3,37.40.5,11）。最终他们被米特里达梯六世引进，随后罗马人自己也迎头赶上，全覆甲骑兵是希腊化世界中为数不多的战场进步之一。希腊化世界骑兵的组织单位较亚历山大的时代更大一些，骑兵连队（ile）似乎是由8×8编组的64名骑手组成的。然后将连队分成两个编队（lochoi），这两个编队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四个小组、每组8人。八个连队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由512名骑兵组成的师团（hipparchia，参见Sage 1996：206，力主编制为128人，Sekunda和de Souza，2007：331，认为是200人）。然而，这些较高和较低的划分似乎主要出于指挥目的，因为在战斗中基本单位几乎可以肯定是64人的连队。骑兵以方形、菱形或楔形阵型发动进攻，创始于腓力二世，它们更容易切入敌军。现存的战术手册表明，尽管希腊化时代骑兵的新角色越来越多地用于防御性任务，但仍继续使用楔形和菱形阵（Ael.Tact.18-20; Ascl.7.2-10）。最后一点说明当时的指挥官思维僵化，他们越来越多地依靠方阵来决定胜负，并将腓力和亚历山大的精锐重骑兵降级为战场上的次要角色。除了皮洛士之外，大多数希腊化时代的指挥官缺乏训练、培养和装备优秀攻击型骑兵的组织才能，因此在战场上对它们的有效使用逐渐消失。波利比乌的名言（3.117.2）“与一支步兵倍于自己而骑兵明显少于自己的敌人交锋，要好于双方步骑兵数量完全相当”是不能成立的。经验表明，在希腊化世界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不是骑兵的数量，而是其质量。
辅助部队
腓力和亚历山大军队的威力在于他们使用多兵种部队来协助方阵和重骑兵。希腊化时代的军队继续利用这些不同的单位。波利比乌对217年托勒密王朝在拉菲亚大战塞琉古王朝（5.79）和166年安提奥库斯四世在达弗尼（Daphne）的阅兵式（30.25.2-11）的记载，也许提供了一个除方阵与重骑兵之外的希腊化时代军队构成的最佳记录。在步兵领域，我们发现了弓箭兵、投石兵、轻盾兵、标枪兵和剑士。与古典时代一样，这些士兵参与小规模战斗、伏击、侦察、巡逻以及作为营地和辎重车队的守卫。他们的武器和盔甲都比较轻便，通常包括亚麻胸甲、头盔和小盾，虽然有些人可能根本不穿护甲。突袭兵通常配备长矛或标枪，尽管有一些部队雇用了高卢人，他们使用传统的长剑和椭圆形盾牌进行战斗。他们的服役预示了3世纪初之后希腊化世界中辅助部队种族构成的变化。虽然这些士兵中的许多人继续出自希腊——克里特弓箭兵在整个希腊化时期及之后仍然受到高度重视——但越来越多的辅助部队开始从各王国内的当地人和地中海地区的雇佣兵中招募。轻盾兵不再只限于色雷斯地区的标枪兵，现在他们来自地中海东岸的各个地方，且经常使用短矛而不是投掷武器。由于希腊化世界的趋势是青睐装备轻便、更加快捷、机动性更好的战士，特别是塞琉古王朝对这一类型的轻盾兵的使用，导致他们的数量不断增长，到了2世纪，一支军队中轻盾兵的数量往往达数千人（App.Syr.32; Livy 37.40.13-14）。
希腊化时代的军队也使用了多种辅助骑兵，他们像步兵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多样化。无论来自何地的轻骑兵，如果他们使用标枪，便被称为“塔兰托骑兵（Tarentines）”，若是使用**或长矛，则被定义为“前哨骑兵（prodromoi，意为‘跑在前方’）”。虽然前哨骑兵出现在4世纪的希腊，并组成了征服亚洲的马其顿军队中的一个独立编队，但我们只有一份提及他们的晚期史料，即犹太学者约瑟夫斯（12.372）。但很难因此怀疑在希腊化世界不存在一种轻型的、不使用投枪的骑兵。阿斯克列庇欧多图斯（1.3）将他们与塔兰托骑兵区别开来，直接称其为轻骑兵（elaphroi）。从3世纪中期开始，除了小规模战斗之外，重骑兵和轻骑兵在战场上扮演着同样的角色，因为二者都负责守护方阵的侧翼。此外，“马其顿”重骑兵现在和他们的轻骑兵同行一样，越来越多地来自马其顿以外的地方。由于这些原因，二者之间的区别可能已逐渐消失。因此，虽然很可能在希腊化时期继续使用与敌人接战的轻型持矛骑兵，但其名称的转变很可能暗示着传统马其顿重骑兵作用的削弱。在希腊化时代的战场上作为真正重型骑兵的全覆甲骑兵的出现支持了这一结论。随着全覆甲骑兵的加入，以及部队的轻装化、快速化趋势，加之时间的推移，马其顿重骑兵有可能削减一些盔甲，所以他们即使在外观上看也像是经常与之对抗的前哨骑兵，后者往往仅佩戴头盔，或至多加上皮革胸甲的防护。然而，前哨骑兵继续扮演着独特的骑兵角色：侦察、搜索和守卫职责，同时还作为突击部队和主要战斗部队进入战场。
尽管全覆甲骑兵可能象征着马其顿重骑兵的作用减弱，但没有什么比大象和战车各自引入或重新引入希腊化时代的战争更能说明马其顿重骑兵质量的下降。在这两种武器中，我们看到了希腊化时代君主们孤注一掷的尝试，他们试图填补能够决定战场胜负的精锐部队——例如亚历山大的伙友骑兵——的空白。人们希望大象能够粉碎敌军的一队方阵兵，或者驱逐保护步兵侧翼区域的骑兵。然而，从一开始，大象就被证明是不敷实用的，它们只在三场战役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在301年的伊普苏斯，塞琉古用大象打败德米特里乌斯的骑兵；而在280年的赫拉克雷亚（Heraclea），皮洛士雇佣的象兵击溃了罗马骑兵；最后，在275年著名的“战象大捷”中，安提柯·戈纳塔斯（Antigonus Gonatas）的16头大象吓退了数量占优的高卢人（伊普苏斯：Plut.Demetr.29.4-5;赫拉克雷亚：Dion.Hal.Ant.Rom.19.9-12; Plut.Pyrrh.16-18；战象大捷：Lucian Zeux.8-11）。然而众所周知，大象的情绪反复无常，它们踩踏本方军队并造成大规模混乱的例子并不鲜见（App.Syr.35; Livy 37.43.9; Plut.Pyrrh.25.2-5; Polyb.5.84.6-7）。正如罗马人在扎马（Zama，202年）所展示的那样，人和马匹可以通过训练以有效地对付大象（Livy 30.33.14-16; Polyb.15.12.3-7）。我们还需要考虑到捕获、训练和喂养大象并非容易或廉价的任务。因此，它们的使用主要局限于塞琉古王朝，后者垄断了印度象的市场；以及托勒密王朝和迦太基（图2），他们从非洲获得自己的大象。
注释（注释为译者所加，下同）：
2.德米特里乌斯，即“攻城者”德米特里乌斯·波略塞特斯（Demetrius Poliorcetes，“the Besieger”），“独眼”安提柯之子，马其顿国王（294-288年在位）。因其在攻城器械上的创新（特别是305年对罗得岛发动的大规模攻城战）而获得了“攻城者”的绰号（见下文）。301年安提柯在伊普苏斯兵败身亡后，德米特里乌斯退据以弗所，他利用继业者之间的矛盾得以东山再起。294年他谋杀了卡桑德之子亚历山大五世，自己登上了马其顿王位。但他的统治并不牢固，在皮洛士、利西马科斯和塞琉古的煽动下，马其顿当地贵族也反对他。286年他在叙利亚的远征以失败告终，本人也被塞琉古俘虏，其子安提柯二世·戈纳塔斯试图赎回他未果。经过3年的监禁，德米特里乌斯于283年去世。
3.托勒密埃及与迦太基军队使用的大象并非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象——当今地球上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而是一种今日已经灭绝的北非丛林象，它们的体型小于塞琉古军队中服役的印度象（亚洲象的一种）。
罗马军队对决迦太基战象艺术绘画（来源：www.historynet.com/carthaginian-war-elephant）
在战斗中，大象披挂盔甲，背上承载的塔楼容纳有驯象师和四名携带各种投掷武器的士兵。驯象师还备有一枚长钉，如果大象调转方向踩踏友军，他就会将其钉进大象的头骨。然而，大象作为一种移动的投射平台和冲入敌阵制造可利用的弱点区域是它的次要功能，它的首要角色是一种心理武器，恐吓敌人及其马匹。尽管如此，在所有这些任务中，大象几乎一直都难言成功，最近有人指出，即使是大象确实发挥关键作用的少数案例本身也被夸大了（Sabin和de Souza 2007：421;见Scullard 1974，唯一详细的研究）。随着大举扩张的罗马人已经完善了在战场上击败大象所需的手段（Livy 37.42.5简要描述了罗马反制大象的战术），从2世纪初开始，大象在战场上的使用减少了。
另一个试图弥补骑兵质量下降并寻找一种打破方阵的新手段的尝试是战车，通常在车軎上配有镰刃，它在四世纪后期再次出现在希腊战场上。根据希罗多德（7.40.4）和色诺芬（Cyr.8.3.15-18）的判断，镰刃战车（scythed chariots，图3）一直是波斯人的常备武装。在亚历山大之后，他们基本上都在塞琉古王朝的军队中服役。像大象一样，它载有一名驭者和一名持投射武器的士兵，被用来粉碎敌人的阵线，在阵型中造成空隙并通过镰刃杀伤敌人。同样地，他们在这些任务中也难言成功，并且饱受许多相同的缺陷困扰：庞大、笨重、缺乏隐蔽性。结果，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远程武器的活靶子，特别是战车与塔兰托骑兵或骑箭手无法相提并论。即使战车确实成功地创造了理想的阵型空隙，车辆也需要一段冲锋起速的距离，他们因此不得不远远冲在友方步兵的前面，因此战车获得的任何优势都可能被证明难以持续。对他们防御战术也类似于对付大象，因为步兵可以通过训练，在阵型中闪开一个空隙，让战车扑个空。然后关闭空隙，步兵将利用战车绕圈转弯的阶段向马匹和车上人员射击。190年，战车在马格尼西亚战役中被证明完全是灾难性的，欧迈尼斯迫使战车原路撤回，就此摧毁了安提奥库斯的左翼。在此之后，他们在战争中极少登场，到了公元前1世纪，战车被视为一个笑话：当86年米特里达梯六世在喀罗尼亚（Chaeronea）重新祭出战车时，他们受到了苏拉（Sulla）军团的嘲笑，后者轻松将战车击溃（马格尼西亚：Livy 37.41.6-42.4，其中包括对希腊化时代战车的最佳描述；喀罗尼亚：Plut.Sull.18.1-3）。
敦大本钟下的雕塑，驾驭镰刃战车的凯尔特女王布狄卡（Boadicea），关于中国先秦时代的镰刃战车，参见孙机《有刃车軎与多戈戟》一文
位列我们兵种清单中带有异域风采的是骑射手和骆驼骑兵。与全覆甲骑兵、大象以及战车一样，骑射手和骆驼骑兵起源于近东，因此在希腊化世界中最常使用他们的是塞琉古人。虽然广泛用于战略后勤，但骆驼在战场中是罕见的，只出现在马格尼西亚。我们的战术手册作家没有提及骆驼骑兵，而韦格提乌斯（Vegetius，Mil.3.23）认为他们不适合战斗。骆驼骑兵很可能来自阿拉伯半岛，只是塞琉古军队中的另一支地方特遣队。骑射手也是如此，他们大多来自帕提亚及其周边地区。事实上，这些士兵虽然可以证明是一种有效而致命的武器，但却很少有记载，因此不太可能在希腊化时代的战争中起到很大的作用（Bar-Kochva 1976：108-9,248 n.15，主张他们在塞琉古军队中规模不小）。骑射手所需的训练非常广泛，由于很少有近东人熟习这一技艺，因此他们在雇佣兵市场上并不容易获得。帕提亚王国的崛起（247年之后）垄断了他们的服役，使得雇佣他们变得不太可能。最后，可以通过轻骑兵、塔兰托骑兵甚至是技艺娴熟的重骑兵在战场上迫使骑射手进入近身肉搏，这样就限制了他们的作用。
注释（注释为译者所加，下同）：
4.韦格提乌斯，约活动于公元4世纪下半叶的罗马作家，生平不详。他论述古罗马军事体制的专著，四卷本《Epitoma rei militaris（论军事）》，以及鲜为人知的《Digesta Artis Mulomedicinae（兽医学指南）》均流传至今。《论军事》一书在中世纪已备受重视。
由于希腊化世界的特点是战争的大规模化，越来越多地使用外国和异域武器并不令人惊讶。腓力和亚历山大已经向继业者灌输了多兵种的使用，后者本身也不断寻求在军事上相互超越的手段。其中一些手段——大象和战车——的寿命相对较短，而其他的，如全覆甲骑兵和越来越多的轻装部队的使用，他们的战场生命远远超出希腊化时代。最重要的是，这些辅助部队现在被视为任何军队的必备和不可分割的部分，从此之后几乎所有古代的名将都部署了他们。这种军队的多样化、专业化和积累过程不仅仅是一种与军队在复杂战场上进行战斗的能力有关的现象，无论如何，类似的过程发生在另一个、可能更为重要的军事活动领域——围城战。
围城战
毫无疑问，腓力和亚历山大成功的重要秘诀之一就是他们能够攻破坚固的据点。 面对躲在城镇围墙之下敌人束手无策，或许是希腊战争的显著特征，这也是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431-404年）迁延甚久，并且长期无法决出胜负的主要原因之一（另见Seaman，642-56），直到投石机的发明和399年狄奥尼修斯（Dionysius）统治下的叙拉古（Syracuse）引进了近东的攻城车。虽然狄奥尼修斯提供了攻城手段，但腓力才是真正改变战争面貌的人，他不仅吸引工程师到他的宫廷建造新的先进机械，而且建立了一支足够规模的军队来执行漫长的围城（Sabin和de Souza 2007：451-3; Serrati 2007：462-3）。
注释（注释为译者所加，下同）：
5.狄奥尼修斯一世（约432-367年），或称“老狄奥尼修斯”，是西西里岛叙拉古的僭主。他当政期间征服了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的一些城市，与迦太基发生激烈对抗，确立了叙拉古在西地中海的霸权。他在攻城器械和海军舰船上均有创新（见下文）。他也是古人眼中最糟糕的暴君形象。
罗马工程师维特鲁威（Vitruvius，10.13.3）告诉我们，腓力的新机械采用了扭力技术，以紧密扭曲的绳索作为动力，这是对早期张力驱动机器的巨大改进。在希腊化时代，这些机械的尺寸、功率和精度都得到了提升，从被称为“蝎弩（lithoboloi）”的致命而精准的小型弩箭射击器到大型投石机（lithoboloi），后者可以将重达近八十公斤的弹丸扔出超过三百米远（特别是Marsden 1969-71：1.86-98，仍然是希腊化时代攻城器械的代表作）。腓力和亚历山大对这些机械的运用和围城战中的成功为希腊化世界奠定了基础，从这一时刻开始，技术在所有军事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催生了“围城者”德米特里乌斯·波略塞特斯（Demetrius Poliorcetes）的一套工程武器库，其中包括大量双臂扭力投石机和弩砲、各种遮棚、撞城槌和攻城塔（helepolis，图4）——一座四十米高的覆甲塔楼，上面满载投射机械。据说，一看到德米特里乌斯的这些武器，西库翁（Sicyon）的守城方便不战而降。
德米特里乌斯的杰作：巨型攻城塔“破城者”（图片来源：John Warry《Warfare in the Classical World》）
希腊化时代的战场以外来的攻城武器而闻名。除了汉尼拔在184年的海战（Frontin.Str.4.7.10-1）中向敌舰投射毒蛇外，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属于伟大的叙拉古科学家和军事工程师阿基米德。在罗马围攻他的故乡（213-211年）期间，波利比乌（8.6.1-4,7.1-4）描述了他针对罗马人部署的“铁爪”（图5）：装置从城墙向外摆动，抓住个体、遮棚或海面上的整艘船，将他们抬到半空，在这个过程中被抓住的敌人惊恐不已，只需要松开机械手就足以使人或物体粉身碎骨。狄奥多鲁斯（26.18）和佐纳拉斯（Zonaras，9.4）记载的另一个装置使用镜子引导太阳光线以焚烧敌舰。然而，我们的史料来源者都没有亲眼目睹上述任何一个场景。虽然这些故事令人怀疑，但并非全无可能，因为阿基米德用相对传统的机械确实挫败了早期罗马人袭击城市的企图。作为一个古怪而又天才的科学家，他设计的怪异、奇特而巨大的机械，仅仅在他去世后两代人的时间内便失传了。同样不能说亚历山大的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of Alexandria）发明的连发投石机（3世纪）是讹传，工程师菲隆（Philon）声称自己亲眼看见它是自动运转的。然而，他评论说，虽然它可以快速连续发射几块石弹，但装置精度不足、射程有限（Ph.Bel.76; Marsden 1969-71：2.6-9）。希腊化时代的攻城战以运用异国武器为特色：这些机械充其量多不切实际或过于复杂而无法使用；在最遭的情况下，它们可能纯粹是神话般的臆想（对攻城武器的进一步探讨，见Chaniotis，438-56）。
阿基米德“铁爪”的想象复原图（来源：www.math.nyu.edu）
海军
希腊化时代的强国继续优先考虑陆军，但海洋也成为战斗的竞技场。随着海战变得越来越普遍，它不仅需要雇用工程师来设计、建造和装备新舰，而且还为地中海的许多军事专家提供了岗位。他们将为没有经验的国王和海军将领提供海上战术建议。他们大多是罗得岛人，因为罗德岛是当时除了西方的迦太基之外，唯一重视海军胜于陆军的国家。这些专家是紧俏的，因为与陆军一样，海军现在规模扩大，单个船只的构造变得更加复杂，携带的人员和武器更多。因此，需要适应这种新环境的战术。
由狄奥尼修斯一世在四世纪初发明四层桨座战舰（quadriremes）和五层桨座战舰（quinquereme），分别在船舷设置了四排和五排船桨（其中最顶层一排船桨在甲板上——译注），是希腊化时代最常见的战船。对战舰甲板尺寸、高度和稳定性的提升是必要的，这是由于砲具现在被引入作为舰载武器。船只不仅装备弩砲和投石机——它们用来摧毁敌舰的甲板而不是将其击沉——而且还使用遮棚来保护船员免遭敌舰火力伤害，并容纳更多的舰载士兵。三列桨座战舰仍继续服役，正如波利比乌（16.2.5-7.5）对希俄斯之战——腓力五世与希腊联合舰队的对决——的描述所表明的那样，海军可以通过轻型、快速的船只获得成功。一般来说，与体积、火力和发动接舷战的能力相比，速度和机动性现在不那么受重视。海军虽然仍在练习撞击，却更倾向于接舷战（参见Morrison and Coates 1996：263-5,316-7;参见de Souza，369-94）。
五世纪的雅典舰队依靠在本地和海外招募的桨手和船员，希腊化时代的海军也是如此。所有主要国家都在小亚细亚和爱琴海诸岛招募海军，那里有大量的熟练海员。大叙利亚（Coele-Syria）地区的人才储备也很充足，垄断该地区的人力资源是托勒密王朝与塞琉古王朝频繁为控制该地区而爆发战争的原因之一。然而，与古典时代相比，现在几乎所有的船员都是由雇佣兵组成的，他们为出价最高的人效劳。虽然事实上这可能是组建庞大舰队的唯一可行手段，但这仍然标志了希腊化时期海军和军队组成的显著转变。
注释（注释为译者所加，下同）：
6.大叙利亚，古代地理区域名称，其具体范围存在争议，诸史家的用法亦各有不同。狭义上讲，只包括贝卡谷地与幼发拉底河之间沿阿拉伯沙漠边缘的狭长走廊；广义上讲，则包括今日叙利亚、黎巴嫩的全部和雅法（一说加沙）以北的巴勒斯坦地区。文中采用的是广义概念。
毫无疑问，在希腊，雇佣兵已经存在了数个世纪，但只有在希腊化世界中，他们才开始在一国军队中占据这么大的比例，有时甚至是绝对多数。亚历山大去世之初，公民士兵和地方征兵继续补充大部分军队的兵员，但到了三世纪末，越来越多的部队由雇佣军组成（Chaniotis 2005：82; Serrati 2007：474-6）。佣兵队长（xenologos）成为国王的司令部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他们非常吃香，由于三世纪部队规模的扩大意味着对职业军人、船员和工程师服务的激烈竞争。对托勒密王朝服役雇佣兵的调查清楚地表明，在希腊化时代早期，地方招募再也无法提供足额的兵员，也无法满足皇家军队所要求的专业化水准。虽然希腊继续提供了最多的雇佣军，特别是克里特岛和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的泰纳鲁姆（Taenarum：Diod.18.9.1-3,19.60.1; Isoc.8.44;见Chaniotis 2005：81-2; Bugh 2006：276），然而非希腊人在希腊化时代的军队中也越来越常见，许多士兵来自犹地亚、卡里亚、巴勒斯坦、叙利亚和色雷斯（另见Trundle，336-40）。
与任何时代一样，四世纪末至一世纪间呈现出的延续性与它发生的改变不分轩轾。腓力和亚历山大在许多方面都代表着过去，尽管没有人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汇集他们时代的创新。虽然如此，这对父子创造的高效军事机器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异常现象，因为后来的君主们不能或不会在训练中投入资金来复制它。尽管某些事物，如方阵的首要地位，已经恢复到早期的形式，但更多的事情发生了改变。战争现在是专业人士的事业，因此军队逐渐变得更专业化，军事技术被推到了前台。权力向少数国家的集中意味着每个大国所掌握的财富对于雅典和波斯以外的古典时代希腊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在以数量弥补质量的尝试中，现在每个大国都能够部署大量的野战部队。最终，这个时代造就的军人基本不能达到亚历山大和皮洛士的军队水准，二者能够将数量、专业性和技术统一起来，创造真正强大的战争机器。但这不应该抹杀在当时战场上出现了许多崭新和进步事物的事实，并且民兵-重装步兵的时代已经在希腊世界的东部谢幕了。最后，也许具有讽刺意味的一点是，在这个专业人才的时代，职业士兵组成了大规模军队的核心，与技术专家一道为以战争教科书为指导的国王们服役，而希腊化世界将被一个由公民和士兵组成的国家——罗马所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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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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